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后冷戰時代的降臨，以美國為引領的信息化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經濟。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博弈式融合的戰略路徑，務實地參與到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與貿易體系中，進而在21世紀逐步成為自主創新與信息消費的重要的全球發展極。如今，在“后互聯網”生態中，技術重構過程已容納更多樣的創新主體、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乃至多極化的政治經濟格局，因此正以更高勢能帶動著觀念、規則、體制上的創新與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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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洪宇指出，在后美國時代新一輪的互聯網全球發展中，多樣性的歷史經驗、差異化的政治經濟、多視維的社會文化價值將在技術絕對性表象之下發揮更為自覺的影響力。作為互聯網大國，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亟需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標準和行動標準積極推動資源與能力的再分配，并且秉持公平正義、共建共享、協同共治、勞動價值、健康地球為基本面向的立體性站位，推動面向未來、面向全球、謀人民福祉的智慧社會建設。

后美國時代的全球互聯網存在哪些危機與轉機?

• 后美國時代表現為新興主體之于霸權觀念合理性的質疑。進入21世紀，美國主導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卻在現實發展和全球危機面前遭遇質疑。人們發現，包括全球秩序、自由民主、社會發展、人的價值在內的規范性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需要經受政治經濟、歷史條件，以及跨文化環境的考驗，因此其內涵成為21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核心;
• 后美國時代還意味著全球利益攸關方之于全球治理體制展開的反思與調試，其中包括美國特朗普政府主動發起的守成霸權主義舉措。國際環境充滿不確定性的“失序時代”促使北美之外的區域政體紛紛探尋后美國時代的政治想象。不同政治體制提出的反思與異議不同程度地消解著“美國世紀”的觀念霸權;
• 后美國時代蘊涵著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權力從西方國家向東方國家轉移是21世紀的標志性趨勢 ，而更為廣泛的“他者崛起”意味著在戰后多邊體系中全球事務的協商過程將變得更為復雜多維，盡管美國及其盟國所占權力資源的全球比重已下降，但利用權力資源來影響世界格局的“轉換”能力在很長時間內將依然獨一無二。

更多精彩觀點

01 全球互聯網的三重權力維度

眾所周知，網絡傳播時代以去中心、自組織、技術驅動為特征。但是，如果我們把“權力”界定為之于環境以及他者施展不對稱影響的能力的話，那么權力自始至終與網絡傳播彼此交織、相互建構。特別是從政策、政治與經濟的視角看，全球互聯網絕非天然的既定事實，其空間結構、社會連接以及所呈現的傳播機遇是由特定的政策叢、物質結構、機構組織所促成，乃是一個傳播邊界、傳播主體、傳播權威、傳播資源、傳播實踐不斷經歷建構的地緣政治場域。傳播政策尤其是權力集中施展的范疇，其本身的政治屬性以及得以制定的歷史語境是塑造網絡傳播環境的結構性建構力量。

基于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批判網絡社會學，以及后殖民理論，我們發現權力關系及其涵蓋的暴力脅迫、經濟壟斷與霸權觀念都通過互聯網與網絡傳播得到再現和重構。

首先，從傳播政治經濟研究視角看，當代全球體系是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以數字化改造為建構場景、以資本積累為元邏輯的“數字資本主義”;其中互聯網是協調關鍵位置的傳播資源，而支配互聯網傳播資源的權力包括發展權、所有權、使用權和治理權，其在不同社會力量中的差異化分配是反映、型構、延伸數字資本主義的重要權力機制。

由此引申可見，互聯網不是外在于歷史語境的抽象中立的技術空間;恰恰相反，其技術目的、技術應用，以及網絡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映射跨國資本集團及其代理人機構的觀念與利益，即實現資本主義對于環境、勞動、文化、社會等非市場范疇的寄生與破壞邏輯，以及消解矛盾與反抗的自我維護邏輯。與此同時，全球互聯網也不局限于所謂全球同一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還是由跨國機構、國際產業鏈、國家基礎設施、網絡公眾共同組成的多元異質的技術-社會-文化復合體。

基于技術政治與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地緣政治相互勾連的宏觀判斷，傳播政治經濟視角有力揭示出全球互聯網的政治悖論：這種崇尚市場、流動、自由、表達的數字資本主義暗含著技術經濟、政治安排、意識形態等多層次的戰略目標及其支配效果。

換言之，在技術全球主義的表象下是不可或缺的帝國式國家角色以及社會內部的等級關系。就此悖論，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從供需兩個方面提供歷史考證，即戰后互聯網發展是由美國全球戰略以及與之匹配的逐利性資本為驅動，優先回應跨國企業的傳播需求，并借助傳播技術培育一個基于傳播與信息的全球性消費社會。美國政府所做出的政策決策與話語導向總體出于聯系、代表、統領駐美跨國資本的目的，因此在維持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等級結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消解福特主義國家能力、打破電信企業天然壟斷、免除互聯網資本的公共責任為目的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形塑互聯網的主要政策環境和意識形態力量。

其次，網絡社會學視角聚焦社會傳播能力，認為全球互聯網促成了曼紐爾·卡斯特勾勒的從“大眾傳播時代”到“大眾自我傳播”的“網絡社會”的轉向。

在該理論視閾下，意義生產、符號互動、身份建構這一系列由傳播活動支撐的社會-文化生產活動，具有相對獨立于政治經濟變遷的自有邏輯。換言之，以網絡技術為媒介的新聞傳播、藝術儀式、宗教信仰、社會評論、社會暗示、情緒表達構成日趨龐雜的表意體系;相應的，社會、市場、機構力量透過這些符號-意義系統展開社會互動和文化實踐，構成難以還原至政治理性或經濟算計的巨大觀念動能。在卡斯特筆下，資本邏輯推動的網絡發展激化了超越地域的金融流、技術流、信息流、人才流，但是這些“全球流動空間”也悖論式地造就社會圈層、身份政治、空間斷裂和功能碎片，構成了一個由傳統、現代、后現代相混雜的整體性政治經濟與話語格局。

不僅如此，作為中觀層次的物質結構、關系組織和表意體系，互聯網已成為連接個人、群體、企業、組織與結構世界的重要塑造性界面。也就是說，網絡化邏輯在既有的政治經濟變遷和權力格局重構過程中增添了新一層次的復雜性。

• 其一 ，資本推動的商業互聯網與國別、區域、階級、性別、族群等多維權力關系相互交織 ，在選擇性全球延伸中，構成連接與斷裂、中心與邊陲、多元與隔閡、擴張與等級矛盾性并存的全球傳播空間格局。
• 其二，生產、消費、金融、技術、軍事、輿論、傳播等主要社會活動的高度網絡化，使得這些社會場域轉變為跨越邊界、超越梯度的競合空間，進而使之成為挑戰和改寫傳統的一元國家權力結構的多元范疇。
• 其三，那些源自政治、軍事、貨幣、金融的傳統權力變得依賴網絡權力。所謂的網絡權力源自三種能力：形成網絡組織的能力、界定網絡目的與規范的能力、形成網絡之網絡的能力。
• 對于國際傳播而言，網絡化促成多中心、多范疇、多梯度的幾何結構，這意味著一國在技術上的躍進并不見得線性地轉換為產業位次上的升級，進而產業上的升級也未必能轉換為形成、組織、界定、控制國際傳播網絡的能力。從美國國際傳播史看，跨國網絡控制能力不僅取決于有效的領土化機制，還取決于在境外國家—企業、國家—技術、企業—技術之間的更為復雜的支配與競合關系。
• 再次，透過后殖民理論看待互聯網與權力，人們發現全球互聯網既構成霸權結構，也辯證地形成一系列催生與包容“抵抗活動”的連結、空間與資源。

在后殖民理論之于必然和偶然、整體與多樣、控制與分布、結構與日常之間的辯證想象中，跨文化互聯網歷史建構論已具備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視野。此種超越性視野認為，“弱者的武器”內在于霸權結構中，其中包括針對技術經濟霸權話語所實施的去合法性、去必然性的觀念抵抗。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提出不同于既有秩序的未來想象，這種愿景不僅是觀念抵抗，也預示著轉變為抵抗實踐的未來可能。從經驗研究角度看，這意味著揭示歐美技術如何從地方性突圍轉化為統領全局的普適性觀念與絕對性發展模式。實際上，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已對線性的現代化理論以及由此衍生的創新擴散模式提出質疑 ，而后殖民主義理論從福柯的“知識與權力”視角進一步揭示歐美技術全球主義所遮蔽的相對性與政治性。

不僅如此，由于技術初創者并不能決定技術在日后廣泛運用中所經歷的演化，因此跨文化互聯網歷史建構論還趨向平視那些在帶有殖民主義烙印的等級類別中作為“他者”的歷史主體。

這意味著，在諸如中心—邊陲、西方—非西方、現代—傳統、發展—欠發展的二元關系中，發現全球互聯網不均衡結構中的聯系、互動以及流變。實際上，全球性技術經濟浪潮不同程度地遮蔽世界各地差異化的歷史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訴求，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社會的主體性。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往往采取“軟平衡”策略，即臨時性地接受并納入既有秩序以求獲得機遇資源和發展渠道，并采取局部性的抵抗行為，結果是增加霸權結構的維護成本。通過從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經驗中挖掘具有多樣現代性意義的主體與愿景、觀念與話語、知識與實踐、關系與組織，以及結構與空間，跨文化互聯網歷史建構論旨在探尋改造世界的歷史條件、闡發更具代表性的全球規范。

至此可見，互聯網是數字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通用基礎設施、經濟增長極、創新聚集點、政治文化建構空間，以及橫向整合能力與縱向控制能力的物質依托。隨著傳播技術與傳播活動滲透進社會各領域，互聯網已成為集中、放大、調整權力關系的全球范疇。

02 后美國時代的危機與轉機

在互聯網誕生五十余年的今天，數字資本主義已在全球范圍內得以深入發展。正如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指出的，其全球格局總體遵循以美國為中心的操控結構，映射美國國家-資本聯盟的意識形態偏好與政治經濟訴求。然而，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主導的全球數字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這加劇著全球權力轉移。國際關系研究普遍認為，美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單極霸權能力仍將存續，但是權力消散已是明顯趨勢。與此同時，權力從傳統政治機構向網絡化組織轉移也是歷史趨勢，這導致傳統國家難以針對全球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結構性矛盾實施直接有效的干預，因此加劇了變與不變的膠著狀態。

后美國時代表現為新興主體之于霸權觀念合理性的質疑。自二戰之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二十世紀，美國的觀念力量全面形塑國際政治，甚至構成“后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根據政治學家Jentleson和Weber的觀點，幾個結構性主題貫穿美國主導的觀念共識：

• 其一，霸權穩定理論，即美國單極力量起到穩定世界秩序的正面作用，并為推動經濟開放、解決國際糾紛、推廣民主與人權提供公共性服務;
• 其二，集人權、民主和法制為一體的自由民主體制優于專制體制，并且個人權利高于國家權力;
• 其三，資本主義之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 其四，西方文化優于非西方文化;
• 其五，和平優于戰爭。

進入21世紀，美國主導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卻在現實發展和全球危機面前遭遇質疑。人們發現，包括全球秩序、自由民主、社會發展、人的價值在內的規范性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需要經受政治經濟、歷史條件，以及跨文化環境的考驗，因此其內涵成為21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核心。自冷戰結束至奧巴馬總統當選的20年間，美國優越性的身份認知與美國所具備的單極實力彼此強化，并向世界投射美國領導下的全球秩序圖景。但是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實施的全球接觸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后美國時代的到來。甚至有美國政治學學者認為，為了應對日趨激烈的全球觀念競爭，美國對外輸出的意識形態結構需要在更大程度上體現互助共享、公平公正、健康地球以及社會多樣性的價值立場。

后美國時代還意味著全球利益攸關方之于全球治理體制展開的反思與調試，其中包括美國特朗普政府主動發起的守成霸權主義舉措。

始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衰退暴露出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矛盾，并隨后在世界各地誘發一系列社會政治危機，如政府破產、財政緊縮、難民潮、右翼勢力抬頭，以及反全球化運動。在美國國內，特朗普有效調動政治社會危機中底層民眾對于兩黨親“硅谷-華爾街”資本的深層次不滿，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隨后在國際舞臺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伊核協定，并針對盟友在內的貿易伙伴挑起一連串貿易戰，撕扯形成于戰后、擴張于后冷戰時期的美國主導的自由資本主義秩序，以期達到“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外交目標。無論是特朗普政府的激進政治行為，還是全球經濟的下行壓力，抑或是全球危機地方性表現所造成的當地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都使得國際環境充滿不確定性。這樣的“失序時代”促使北美之外的區域政體紛紛探尋后美國時代的政治想象。不同政治體制提出的反思與異議不同程度地消解著“美國世紀”的觀念霸權。

后美國時代蘊涵著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約瑟夫·奈認為，權力從西方國家向東方國家轉移是21世紀的標志性趨勢 ，而更為廣泛的“他者崛起”意味著在戰后多邊體系中全球事務的協商過程將變得更為復雜多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美國及其盟國所占權力資源的全球比重已下降，美國利用權力資源來影響世界格局的“轉換”能力在很長時間內將依然獨一無二。

一方面，美國在全球等級秩序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其中重要的指標是，在各項全球事務中美國主導的治理機構與治理框架依然是全球秩序的基石，并且在冷戰之后通過吸納新興國家得到前所未有的壯大。以互聯網治理領域為例，奧巴馬政府放棄美國商務部對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 的直接管理——這一舉措既反映互聯網資源的全球擴散，也可以看作為穩定和擴大美國所主張的多利益攸關方模式的必要步驟。

另一方面，美國之于政治盟友、資本力量、非政府組織的橫向號召、整合、駕馭能力不容忽視。

如前文所論，在高度網絡化的環境中，權力已從國家政府分散至廣大非國家主體，國家政府實施干預行為不僅會在事實層面影響某些既得利益，還會在參與式民主意義上缺乏合法性。然而，在約瑟夫·奈看來，美國駕馭外交網絡、技術經濟網絡、跨國傳播網絡，以及調動非政府組織的能力依然強大。

03 全球互聯網變局：技術、治理與價值

20世紀70年代以來，數字資本主義在全球狂飆猛進;以互聯網為引擎的信息傳播技術成為支撐全球體系最為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重點，以及追求效率、發展、秩序、認同的重要空間。由于以互聯網為驅動的信息傳播技術的彌散式應用總體從屬于資本積累邏輯，因此并不能消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反而起到激化甚至放大生產過剩、需求瓶頸、不均衡發展、以及勞動再生產危機的復雜作用。

因此，始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被丹·希勒稱之為“數字化衰退”。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數字化衰退的是后美國時代的到來。這意味著科學技術領域，特別是信息傳播技術的政治經濟格局、全球治理模式，以及規范性價值，業已成為激烈競爭的焦點地帶，甚至是全球變局的倍增變量。

信息傳播技術自身的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使得國際權勢格局變得更為錯綜復雜。

一方面，美國力圖鞏固其基于下一代信息傳播技術的政治經濟霸權。長期以來，美國霸權地位取決于其控制全球公域的境外能力，包括全球互聯網。隨著5G移動互聯網在全球范圍的商用，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傳感器等下一代信息傳播技術使得智慧城市、物聯網、穿戴設備成為新型應用。正如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文森特·莫斯可指出，人們所熟悉的以搜索引擎為主要界面的傳統互聯網正在淪為后互聯網時代新型數字傳播生態中的一小部分，而這一趨勢也成就著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臉書在數字傳播生態中更為立體全面的控制力。這些硅谷企業不僅占據技術與商業的既得優勢，還正與美國情報部門以及美國軍方在無人機、數據情報、大數據分析等軍用領域展開合作，以此擴大美國在新一輪關鍵性技術競爭中的排他性或阻撓性能力。

另一方面，5G移動互聯網技術所誘發的新一輪網絡投資仍然開啟了一個競爭與洗牌的時間窗口。

數字傳播生態的泛在網絡發展賦予電信運營商控制的5G移動互聯網以及海底電纜輻射全局的重要性，使其成為決定特定國家-企業聯盟在全球網絡傳播中是否具備自主可控能力的關鍵部位。在此層次上，美國及其企業聯盟的跨國網絡控制能力正面對轉折點。自20世紀70年代起的30年中，美國處于全球數據流動的中介地位，因此具備監視或阻斷全球網絡傳播的整體能力。然而截至2008年，網絡空間結構已發生重要變化——僅25%的網絡傳播自美國流經。與此同時，網絡設備供應鏈也經歷了變革。中國企業華為已掌握5G網絡設備的關鍵性局部優勢。這意味著，一旦華為5G網絡技術在中國、歐洲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大規模應用，將改變新型網絡層級結構中的國家-企業聯盟的技術位次，還會調整網絡空間布局中的國家-企業聯盟的市場占比。如他國不采用華為技術，則將面對在大數據等新興應用市場中丟掉先發優勢的風險。

面對這樣的對手，美國政府正采取行動，利用其外交資源以及中國在高端半導體以及裝備制造領域的結構性外部依賴，力圖防止華為的局部優勢轉變為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全局優勢。比如在2020年年初，美國駐荷蘭大使要求荷蘭阿斯麥公司(ASML)不得對華出口極紫外光刻機，希望以此限制中國半導體自主研發空間;此舉也體現出美國對于高端半導體產業鏈、尤其是設備制造的跨國掌控力。開放式的多邊體系與多形態的網絡主權成為修正既有全球網絡治理模式的競爭性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總體趨勢。

自1989年世界銀行提出“治理”概念以來，機構改革的目標在于打破職權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傳統邊界，將權力與權威分享給市場力量和跨國勢力。在規范性意義上，此舉旨在克服官僚體制的剛性趨勢，建立多中心的自治自足結構。但事實上，此舉重新定義了國家政府與公共政策所代表的社會基礎和權利結構，偏向于賦權、賦能于跨國市場力量及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力量。在全球互聯網領域，網絡治理概念總體上起到制度化既有公司全球主義秩序的作用，但在組織形式上呈現為由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技術社群、社會團體、網絡公眾共同構成的全球政策網絡。在該治理秩序中，互聯網在釋放個人、機構、組織、市場的橫向傳播活動的同時，也不無悖論地壯大企業巨頭及其國家聯盟與技術結構的壟斷性治理話語權。

2008年之后顯現的后美國時代之態勢也延展至網絡治理領域。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以“博弈式融入”參與戰后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從初始的邊緣性參與轉變為近期的顯著發聲。誠然，美國及其盟友以傳播人權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對立為由，極力捍衛基于自由市場和公司壟斷的既有全球互聯網秩序。即便如此，西方民主國家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立場分化。比如，歐盟主張一種新型多邊治理模式，即政府間公共政策共識應當構成互聯網社群自治的“元治理”框架，而政府間對于公共政策的談判應當以縱向與橫向的多利益攸關方之間的接觸、學習、協商、互動為基石。美國特朗普政府積極施展霸權主義為內核的國家主權，這也使得網絡主權實踐成為各國更為常用的外交政策舉措。

信息甄別、隱私保護、可持續生態以及勞動者權益正在成為技術治理和傳播政策的核心價值議題。在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為支撐的新型數字傳播條件下，算法推送、智能助手、可穿戴設備、無人車、無人機、智能城市建構起所謂的智慧社會，這意味著大規模實時數據采集正成為互聯網企業的核心業務。技術泛在與數據監視的融合并不限于商業領域，還能滿足政府與軍方基于情報實施管控的訴求，這導致所謂的監視社會在可預見的未來成為可能。

但是，面對智慧社會抑或是監視社會的未來選擇，人們在工具理性的表象下對價值理性展開反思與追問。以技術進步促進社會發展為歸依，原本單向度的技術范疇必須容納多視維的價值考量。

• 其一，在一個具有信息采集、態度監視，甚至是行動數據化的技術環境中，基于算法的信息操控和信息推送正在成為趨勢，使得傳統新聞業與信息服務業在原本就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中更加屈從于算法邏輯。鑒于此，通過傳播政策來確立算法的新聞準則與傳播倫理是焦點之一。
• 其二，由于數據采集是萬物互聯的智能技術環境的主要特征，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隱私概念持續受到侵蝕。常用的隱私概念僅限于個人信息披露與否，卻回避“監視資本主義”所依賴的對于身體及其再生產的數據收集、數據處理、數據出售的商業事實。對此，歐盟在隱私保護領域扮演著領導者角色。
• 其三，互聯網并不局限于虛擬空間或網絡流動——能源、傳感、存儲、傳輸、計算構成后互聯網時代智慧社會的物質性，大規模數據中心、大量探測器，以及冗余網絡都會給自然環境帶來壓力。鑒于不可回避的物質性，“健康地球”成為技術治理和傳播政策的核心價值議題之一。
• 其四，由算法、機器人、傳感器、實時跟蹤構成的后互聯網將在資本主義經濟大環境中給就業帶來震蕩，并且重構各行各業的勞動流程、成本分攤 ，以及權益分配。面對技術-經濟浪潮，技術治理與傳播政策不應任由技術變革凌駕于勞動者價值之上，而應把勞動者的價值和目標放在數字化改造的中心地位。如何在滿足勞動再生產的基本水準之上，普遍提高勞動者全方位參與社會的能力，已成為人們探討數字時代未來工作的價值標準。

04 結 語

伴隨著全球化發展，互聯網已成為建構全球范圍內社會權力結構的主要物質結構、組織載體和表意體系。也就是說，互聯網既構成互聯互通的全球公域，又重構著由資本主義邏輯與區域、階級、種族、性別等多維關系交織而成的權力結構，還釋放出多梯度、多中心、多功能的網絡組織，并因此打亂傳統的一元國家權力結構。作為技術-社會-文化復合體，互聯網所呈現出的連接與分布、空間與結構、符號與意義，反映、維系、放大，也部分挑戰著參差不一但又不失統領的全球格局，因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新樞軸。其所包含的技術政治、網絡邏輯，以及傳播權力，是既有秩序的延續，也是變遷趨勢的重要變量。在后美國時代，互聯網更是處于新舊磨擦碰撞的中心地帶。后美國時代的結構性危機正激化著利益之爭與價值之辯，因而暴露出維系支配與反支配的慣常體系的政治性，也因此激活新的反思與調試。新的結盟、新的主體、新的場景、新的主張正在形成。

中國是全球化、網絡化、數字化進程的重要參與者，還將是未來全球數字秩序的重要建設方。在后美國時代的啟發式框架下，我們亟需在認清事實意義的等級與斷裂的基礎上，推動資源與能力的多維度再分配。同時，互聯網新一輪的全球發展是后互聯網技術驅動的更為廣泛、深入的數字化轉型和智慧社會建設;其影響將極大地超越社交媒體，正成為重塑經濟文化創新基礎、重構勞動生產關系、平衡遠程監控與社會自治、重組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技術趨勢。在技術一致性和絕對性的表象下，我們的政府與社會需要發揮主體性，立足于互聯網發展超過50年的歷史經驗與全球資源，秉持公平正義、多元共享、協同共治、勞動價值、健康地球為基本面向的立體性站位，積極探索發展策略、治理體系、價值觀念的革新，推動謀全局、謀未來、謀人民福祉的人類數字未來發展。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0年8月(上)(微信有刪節)

作者：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 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