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學校讀書，很多時候來自老師和家庭的教育是：以學習為主，考試成績最重要，成績好了，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至于其他的因素，比如貧富、父母和家庭文化程度、甚至朋友圈子，可以少考慮，甚至無視。

在初級教育階段，這些觀念雖然偏頗，但有時還能得到印證。但到了高等教育階段，比如大學、碩士和博士階段，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尤其是讀博士，不僅是學術上的深造，更是社會和人際關系的重要拓展。如果這時仍然習慣小時候的「游戲規(guī)則」，強烈的不適和挫敗感就會接踵而來。

孤單的「窮博士」：小時候的大道理不管用了

對Michelle Gu來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感覺就像夾在 「兩個難以置信的不同世界 」之間。在接受Science新聞采訪時，她要求使用化名。

這位神經科學博士生身邊有很多同學，在紐約讀博士是很貴的，這些同學的父母可以在讀博提供源源不斷的經濟幫助。

「我就不一樣了，我要花大量的時間放在如何維持生活上」。他說。

家中困難的他經常回避與其他同學談論自己的成長經歷，并越來越感到與家里條件更好的同學的童年經歷的脫節(jié)。同時，與一起長大的朋友和家人也越發(fā)疏遠了。

上個月，他們參加了一個童年朋友的葬禮，離開時，感覺自己不再是以前社區(qū)的正式成員。

「那些人記得我，但他們覺得已經不認識我了，他們把我看作一個局外人，一個已經離開的人。」

在這一點上，他并不是唯一一個感到掙扎和糾結的人。

根據最近對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600名一年級博士生的研究，總體而言，自認為屬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SES）群體的科學、技術、工程和醫(yī)學博士生在學術界內外的人際關系方面感到挫折和失落。

相對于社會地位較高的同學，他們在研究生院交朋友比較困難，感覺自己不被同事理解，與學術界以外的人保持密切的個人聯系也更少。

該研究的作者、康涅狄格學院心理學助理教授樸賢俊（Hyun Joon Park）說：「這些人面臨著雙重風險，在學術界內，與同事和朋友有疏離感，而在學術界外，自己的家人也有疏離感。」

其他少數群體（包括女性、少數族裔和國際留學生）也經歷了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方面的挑戰(zhàn)。

不過研究人員還認為，這個自我認定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僅僅是簡單的收入問題，而是包含了一種感知上的「社會地位」。

報告的共同作者、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公園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喬納森·庫克說，這是預測學生在研究生階段是否遇到社會問題的最有力因素。

上個月發(fā)表在《社會問題雜志》上的論文中寫道：「這些發(fā)現表明，社會地位較低的學生，也往往屬于其他因素的高風險群體，這不是巧合。」

斯坦福大學生物科學專業(yè)二年級學生埃琳娜·阿基諾說：「我認為這篇論文一針見血」。她在一個貧困家庭長大，要求使用假名，以便她能公開談論她在研究生院的經歷。

在公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后，她對她的研究生院同學中不少人曾在精英私立院校就讀，似乎沒有問題，能夠在眾所周知的昂貴的舊金山灣區(qū)生活。

「看看誰會為大家在派對上點飲料，是也挺有意思的。」她說。?

教授和博士也搞「世襲」？

在她的同學中，許多人的父母也都讀過研究生，他們似乎了解更多的課程和研究方面的東西。

她很感謝她在項目中結識了另外一個學生，她在南加州類似的環(huán)境下長大，也是西班牙裔。"她說："如果我在這個項目中沒有他們，我想我在這里不會快樂。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詹妮·布蘭德（Jennie Brand）說，這項研究的發(fā)現雖然并不令人驚訝，但可以指出為什么來自較低社會經濟地位背景的教師如此之少的一個原因。

今年8月，她和同事在《自然·人類行為》上發(fā)表了一項研究，報告說美國的教職員工在家庭收入中位數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4%的街區(qū)長大。她和她的同事們寫道：「教授職位現在和將來，都會被社會經濟上有特權的人不成比例地獲得」。

該研究顯示，美國近25%的教職員工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擁有博士學位，而在名校中，這一比例還要再翻一番。相比之下，在普通人群中，這一比例只有不到1%。

而且，這種現象已經維持了50年了。

研究顯示，教師往往來自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

近四分之一 (22.2%) 的教師表示他們的父母中至少有一個擁有博士學位，3.7%的教師表示父母雙方都擁有博士學位。在八個學科中，超過一半 (51.8%) 的教師至少擁有一個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父親或母親。

相比之下，在和這些教師同一時間出生的美國成年人中，平均只有不到1%的人擁有博士學位，只有 7.4% 的人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

與普通的美國成年人比，教師的父母擁有博士學位的可能性要高出12到25倍。而比起他們自己的父母，他們擁有博士學位的可能性要高2倍。

解決之道

如何解決這些家庭條件欠佳的博士生的「社交認同」問題，緩解疏離感?

研究人員建議說，大學可以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提供研究項目，這些項目與旨在幫助少數族裔群體的個人的現有項目相似。

哈佛大學研究病毒學的一年級博士生阿梅里亞·考斯(Amerria Causey)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貧困農村地區(qū)長大，她就從中受益：哈佛大學為她們生命科學研究生中的少數族裔新生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帶薪暑期項目。

不過，為社會地位較低的學生提供類似的項目可能是有幫助的，但它們應該與有色人種學生的項目分開，因為他們的生活經歷可能非常不同。

因為「SES可能是一種無形的身份，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屬于低SES群體而不被其他人知道。正因為如此，重要的是不要忽視低SES學生面臨的問題，比如在考慮研究生津貼和福利時，更應多加考慮。

比如，不是每個人都能支付科學協會會員費或會議費用。"目前我們在學術界做的很多事情，其實并沒有考慮那么多的成本。"他說。

他補充說，這些問題也延伸到了博士后階段。

「 我認識一些人，他們本來想繼續(xù)走學術路線，但有學生貸款要還，因經濟條件無法如愿。他們熱愛科學，卻因為經濟壓力無法做自己熱愛的事情。希望我們可以為他們找到一條更具包容性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