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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依舊在迷霧中前行，猶如籠罩在各大城市上空的霧霾，久久揮散不去……

外貿下滑、內需不足、投資疲軟，曾經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逐漸放慢了腳步，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庫存高企、資金外流等現象讓眾多企業面臨生死考驗。

這是中國經濟內部結構性問題經過長期積累之后的釋放和表現，即所謂“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表面上看是經濟的周期波動，實質上是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粗放式經營管理模式所造成的后果：低效的資源配置、扭曲的要素價格，甚至是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最終造成了產能的嚴重過剩。這些過剩的產能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被強勁的外需和國內瘋狂的投資很好地掩蓋了起來，卻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當下被徹底地暴露無疑。

產能的嚴重過剩，造成工業品價格的持續下降，實體企業的盈利能力逐步下滑；為了刺激經濟，一輪又一輪的投資驅動，不僅無力拉動內需，還造成了地方政府財政上的入不敷出；伴隨而來的還有經濟風險的持續上升和經濟指標的持續低靡。這是一個不斷循環、持續惡化的怪圈!

面對中國經濟當下的困局，僅從需求側著手已經很難有所突破，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側入手改革，才是結構性的改革。因此，2015年末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即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宏觀層面上，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提出了“五大重點任務”和“五大政策支柱”。前者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后者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然而，具體在操作層面上如何落地，尚需尋找打破死結怪圈的創新路徑！

筆者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當其沖應從如何提升產業供應鏈的管理水平入手，充分運用先進的供應鏈管理技術和模式來替代過去低效粗放的運營模式。

供應鏈管理所解決的核心問題即供需的匹配問題。當供需無法匹配，表現出來的結果便是生產過剩或者需求得不到滿足。這與我們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如出一轍：一方面，產能嚴重過剩，無效生產造成了大量的呆滯庫存；而另外一方面，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個性化需求層出不窮卻得不到滿足。

筆者在《供應鏈架構師》一書中，將供應鏈管理的目標總結為——“兩個最大”和“一個不能”：即協調供應鏈的上下游，最大程度地滿足需求，同時最大程度地降低總成本，還要不能“掉鏈子”。這個所謂的“鏈子”，指的是供應鏈的三流：實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這三個鏈條維系著供應鏈的生存，也為供應鏈源源不斷地創造著價值。

然而，我們發現，如同“產能過剩”與“需求得不到滿足”這對天生的矛盾體，“最大程度地滿足需求”與“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往往也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例如，為了滿足客戶的個性化要求，如果采用快速交貨、定制產品等手段，運作成本會大幅上升；反之，為了降低成本，如果采用大規模制造，大批量運輸和存儲，又很難避免過度的生產和浪費。

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很容易陷入所謂的“成本-響應”的兩難抉擇境地。如圖所示，ABC三點所在的曲線被稱作“效率邊界。在給定的資源條件下，在沒有突破式創新的前提下，企業的決策結果通常只能沿著邊界走，而不能脫離邊界。例如，企業決定提高其響應速度，其結果是從A點到B點，企業的成本也隨之上升；反過來，企業決定降低成本，其結果是從A點到C點，企業的響應速度會變慢。

那么，有沒有什么兩全其美的方法？讓企業既能提升響應速度，又能夠降低成本？先進的供應鏈管理模式，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選擇。

一種典型的方式就是采用所謂的“大規模定制”模式。大規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MC）是一種集企業、客戶、供應商、員工和環境于一體，在系統思想指導下，用整體優化的觀點，充分利用企業已有的各種資源，在標準技術、現代設計方法、信息技術和先進制造技術的支持下，根據客戶的個性化需求，以大批量生產的低成本、高質量和效率提供定制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方式。戴爾是大規模定制的典范。它通過一系列供應鏈管理的創新技術，如：VMI、訂單整合、第三方物流、B2B/B2C電子商務等等，實現了上下游供需的協同，打通了三流的任督二脈，從而在戴爾供應鏈的第一個十年創新中成功地實現了所謂的“零庫存”和“客戶訂單的定制化能力”。以戴爾為代表的IT企業在IT產業供應鏈上的成功典范，帶動了整個IT產業向著高效敏捷的方向發展。

“大規模定制”并不是唯一的選擇。供應鏈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選項。我們應當針對不同的行業特點，甚至不同的產品特點來對癥下藥。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供應鏈管理的技術應用應當始終以“如何在滿足需求的基礎上打通三流，并實現三流的高效流轉”為最終目標。戴爾如此，ZARA如此，亞馬遜如此，全球四大糧商也是如此……來自不同行業內的領先企業，在遵守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通過突破式創新，取得了領先的優勢，并提高了自身對抗經濟周期的能力：即當經濟下滑的時候，企業仍然能夠維持健康平穩的發展，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優秀的企業引領著行業的變革和發展，而經濟的發展是各行各業的聚總體現。因此，政府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重從提升產業供應鏈管理水平入手，圍繞三流的流轉速度大展身手。

之所以強調“提高三流的流轉速度”，而不是片面地強調“減產去庫存、降本降杠桿”，有其深刻的供應鏈理論和實踐依據。從供應鏈管理的角度來說，單以庫存管理為例，我們無法以庫存的多和少來評價庫存管理的優劣，還需要結合庫存的周轉快慢，客戶服務水平的高低來做綜合判斷。同樣，單純以產量、成本、杠桿的高低來判斷產業效率水平的高低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在解讀五大重點任務時，不能斷章取義，更應當看到“庫存、產能、杠杠、成本”等前面的“落后”和“無效”等限制性詞匯。當然，筆者從供應鏈的角度來解讀，認為采用“流轉速度”或“流轉效率”更有利于操作和實踐。

具體來看，筆者有以下一些建議可供探討：

一是圍繞信息流，應鼓勵建立多維度、多層次的信息共享體系。

維度一：行業縱深。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進行供應鏈的信息化改造，鼓勵構建行業供應鏈信息化平臺，提高企業和行業上下游的信息協同效率。

維度二：橫向互聯。促進企業與相關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各級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減少無效多余的信息傳遞環節。

維度三：信息增值。扶持提供產業信息增值服務、提供信息增值技術的專業機構（如高校、科研機構、協會、咨詢機構、軟件企業等）。例如，鼓勵它們通過大數據應用來驅動預測水平的提高，通過互聯網、IT技術幫助企業和行業提高信息共享的質量和速度。

二是圍繞實物流，應重點提高實物流的流通效率，“疏”和“導”是關鍵。

“疏通”：即解決物流過程中的各類瓶頸。在物流運作中，時間即庫存、時間即成本。中國的現代物流體系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許多環節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遺憾的是，各類有形和無形的關卡，是物流行業自身解不開的死結。流而不暢，流而不通，造成了大量的社會資源的浪費。

“導流”：即鼓勵通過運用物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建立可視、可感知、可調節的智能物流網絡系統。通過提前預判和動態調整，將運輸運力進行合理的分配和引導，提高物流流通的效率和效用。

三是圍繞資金流，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產業，推動供應鏈金融，促進價值鏈的增值循環速度。

供應鏈金融：促進圍繞供應鏈上下游真實交易的供應鏈金融服務，對促進實體產業鏈的健康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

促進增值循環速度：一方面，鼓勵金融互聯網+，鼓勵金融機構提供在線金融平臺、在線交易、在線結算等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著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充分調動社會資本，縮短中小企業融資流程，提高融資效率，提高資金的運轉速度。

四是圍繞三流，還應建立起相應的的企業信用評價體系、行業數據監控體系、行業風險防范體系，以及供應鏈的人才發展體系。

筆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應浮在表面。簡單粗暴地采取“減產去庫存、降本降杠桿”，將回到治標不治本，不改還好，越改越亂的改革老路徑上去。供給側改革應是一場針對產業供應鏈的深度變革之戰，它的主體應是行業和企業。政府的政策應當從“管”到“助”進行轉變，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做最大的“抓手”。同時，“放手”而不是“甩手”，應著力于構建公平合理的市場監管機制，幫助產業供應鏈打通實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并加快三流的流轉速度和效率。只有當企業和行業供應鏈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提升，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