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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于 1986 年的人，他所走過的前半生：

從出生起，他就經常踩到最劇烈的技術與社會變遷的節點。2400 萬中國人和他同歲，他趕上了這里的最后一次嬰兒潮，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這一半。250 萬戶中國家庭裝著電話，這個數字當時可是保密信息。

等他 10 歲，中國大部分城市剛接入互聯網。不過 “互聯網” 對于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還比較新奇。一位年輕的前英語教師幫人做網站的生意不太順利，低價把自己創辦一年的 “中國黃頁” 賣給了當地的電信公司。

他初中接觸計算機，可能因為《星際爭霸》；夠聰明的話，還能拿到全市范圍內的編程獎；高中激勵他考上大學的，是父親答應給他買臺電腦。

高考那年——2004，他得考進同齡人中的前 9%，才能讀上本科。最后，只有不到 10 萬人擠進剛開始變得熱門的計算機相關專業。讀計算機也是滿足愛好，他會覺得，自己在編程方面或許有點天分。

大學時代，短短四年，天翻地覆。剛入學時，假如他用淘寶網購，得去郵局匯款到支付寶賬戶，再等郵政快遞員送貨上門。但到了大四，他已經能用上社交網絡，在開心網、校內網和同學們相互關注。

畢業時——2008，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量超過了美國，這只是 “流量紅利時代” 的開始。兩年后，移動時代隨著 iPhone 4 和聯通 3G 進入中國，手機上實用的軟件還不多。王興新辦的美團網更適合電腦上用，張小龍正在網上看工程師寫的技術博客，伺機招人補充團隊，開發微信 1.0。

他不是王興的創業伙伴，也沒有被張小龍刷中，但這都不算緊要事。他還可以選擇加入一家新崛起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他大概率會發現，很多同學最后也做了相似的選擇，去的公司很新興。畢竟，前一年，最被軟件工程師追逐的公司還是谷歌中國。去一家國企安穩待一輩子的想法早被他拋在腦后。

之后幾年里，假若他能持續精進技術，他將會從工程師升到 team leader，管理一個數十人的小團隊，成為一個典型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技術中堅。到 2014 年，中國互聯網行業已經誕生了兩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超級巨頭，甩開了控制各種資源的國資巨無霸們。

那是一段他們與這個職業的 “超長蜜月期”，智商高、回報高、社會地位高，到了相親市場都是炙手之選。

直到 2017 年。

一篇 “開始集中清理 34 歲以上員工” 的華為內網帖引發全網大討論。年齡突然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能在每一年都引發幾場大規模的媒體討論。

最開始幾年，他可能一度懷疑，這是不是社交媒體在制造焦慮。直到后來，他越來越把這當回事，認真地想，自己在公司還能不能邁過 “35” 這道坎。

以上經歷，是過去 1 個多月，我們采訪了十多位在一二線互聯網公司軟件開發人員的經歷集合。

華為并不是 “35 歲程序員” 討論的起點。1996 年，正在金山率隊開發軟件的雷軍就在《我的程序人生路》里提到，不少人認為程序員最多干到 35 歲就要轉行，但他 “愛編程這個工作，可以肯定我會干上一輩子”。

雷軍寫代碼的年代，中國還沒有多少軟件工程師。之后又因為互聯網泡沫破滅，就讀計算機專業的人數一度下滑，立志干一輩子程序員，是個值得尊敬的理想。

直到 2004 年，計算機相關專業招生反彈，隨著互聯網行業的崛起，成為過去十年的大熱門。

2021 年，這些生于 1986 年的軟件工程師們陸續過了 35 歲生日。之后每一年，年滿 35 歲的互聯網工程師人數都將急速增加。

在這個已不被周遭環境所寵愛的行業，數字 “35” 的現實感前所未有的普遍。

在 35 歲前后，其中的佼佼者們有的管理數十人技術團隊，有的是架構師，是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技術中堅。論收入，他們十年翻了一二十倍，已是今天中國社會的前 1%，貼近塔尖的少數群體。今天開始加入互聯網行業的程序員們，很難再得到與他們同等的職業輝煌。

但即便如此，我們仍能感受到這個數字對他們的影響。他們開始換不那么激烈的大廠工作、進國企、考公務員，甚至考教師資格證，他們趨向安穩，開始安排后路，不再為曾經來自職業的驕傲而感到確信。

極端焦慮沒有那么普遍。這種年齡帶來的危機感，更像濺到每個人皮膚上的點點火星，讓他們猛然驚醒。

夢醒之后，每個人對于這份職業的未來、互聯網行業的未來，以及更重要的，自己的未來都有了更現實的判斷，不再抱有浪漫幻想。

他們依然會隨意提起一位同行在偶然而精確的時點加入阿里 / 騰訊 / 字節 / 拼多多，迅速完成財富積累的故事。但這樣的故事，更像是別人 “買彩票中了 500 萬” 一樣，充滿距離感。

可能是最后一次擇業

丁陽回到了此前離開的老東家小米。算上股票，這個選擇比其他 offer 總價少了 50 萬——降薪近 1/3。

這位大數據開發工程師曾在此工作多年，后兌現股票還了房貸，跳槽去做在線教育。幾個月前，他剛過完 35 歲生日，就和這個行業里的其他幾百萬人一樣，丟了工作。

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35 歲” 這個年齡的現實意味——簡歷可以被無理由拒絕，即便有一位騰訊中層的朋友內推。

絕不是因為能力的問題，他很自信：過往面試無敗績；同行業的人交流，對方在思考的問題，他早就解決過。在技術練習網站 Leetcode 上刷題——這種程序員保持進步的操作，他早就通關了，“說實話我的技術水平算是比較頂級的了。”

他最后拿到了幾個選擇，不乏阿里、美團等大公司。但綜合業務前景、適應的難度、再次被裁的風險，他做了相對更安全、更保險的選擇：回到小米。

我們約在小米總部樓下見面，不到 2 個小時就碰到了三四波同事和他打招呼。即便走出公司大樓，迎面走來的一些人也會主動向他招手。他現在負責的這個業務，領導是原來的領導，同事也有很多共事過。工作中需要處理的人際關系多，他需要“更油滑一點”，覺得這對年齡大的人更加友好。

丁陽已經有計劃在這干到退休了。他承認，這是感受到職業和年齡限制之后，一個本能的選擇。

不同公司對高齡程序員的友好程度，在他內心有個排序，其中小米和京東就屬于安全之列。根據脈脈研究院的數據，2019 年小米員工平均年齡為 29 歲，京東 30 歲，比其它互聯網大公司普遍多一兩歲。

今年剛滿 35 歲的后端工程師路文也打算長期待著，在美團。

生日前一天，他剛跟妻子吵了一架。他抱怨，平時又上班又帶孩子很累，原本想假期回老家肆無忌憚玩幾天，把孩子扔給父母、跟同學喝喝酒，但公務員妻子的單位不放行，“我知道不該怪她，但我就很生氣。”

第二天回到家，沒有鮮花、沒有蛋糕。公司會有表示嗎？這可是在美團——最后他在群里被寥寥幾條 “祝路文生日快樂” 的信息，架到了 35 歲。

他也不滿意入職不久的美團。除了福利只有白開水，今年的一輪薪資普漲原本說有他的份，但據說因為公司強制要求每個團隊每個級別減一個名額，他因為入職時間最晚被選中。

走又覺得不合適，他去年底剛經歷裁員，重新看書、學技術，才拿到美團的 offer。以及他成功轉進老上級負責的一個團隊，同事也有不少之前就認識。這讓他感到安全，“你一定要學會抱大腿，有人罩是最舒服的狀態。”

他打算在美團長期待下去。他估摸著，再干個 5 年，攢夠 400 萬元教育費用，到 40 歲退休得了——雖然他的孩子才滿兩歲。

他唯一希望的是，現在這個領導別自己先跳槽走了，至少別在給他漲薪之前走了。

38 歲的測試工程師小樓，最后一次擇業后已經不敢設想自己未來的機會。

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在上海一家外企度過，跳槽到互聯網公司后，不到 5 年時間經歷了兩次裁員，他受到的打擊極大，“那段時間經常半夜突然驚醒。”

即便發動所有人脈，他也已經很難再找到一份大廠的工作，半年前他剛進入一家云計算相關的公司。談及未來，他覺得是個過于沉重的話題，他覺得自己能夠做的，只有把手頭的工作做好，然后尋求一些開展副業的機會。

尋求穩定、可控、安全是到達 35 歲之后，程序員們的常見選擇。不止一個人在案頭擺上一本《反脆弱：在不確定性中獲益》，他們都希望面對必將到來的波折，自己不但不會被擊倒，甚至還能獲益。

年齡是一個原因，但這種心態的轉變早在兩年前就有一些跡象。2018 年底，互聯網大小公司裁員瘦身。

到 2019 年，百度、美團、滴滴等大公司也跟進，裁員比例多在 10% 上下。對于程序員們來說，那是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蕩。他們一直被視為互聯網公司的根基，不像市場、運營等非技術崗位一樣隨時可能因環境變化被拋棄。

路文有朋友當時正好在找工作，自嘲 “我可能得去開滴滴”。之后，這個日常吹水閑聊的群里，開滴滴、送外賣就成了間歇性的話題。公司又裁員了，有人擔憂，“準備送外賣了”；馬上 35 歲了，有人找后路，“真得開滴滴嗎？”

沒有人真的去送外賣或者開滴滴。他們更多的是在這些沒有門檻的退路里，放置自己的不安全感。正如一個 JAVA 群里，頻繁被拋出來的還有一張在路邊小攤炒粉的動圖，下面配文 “落魄 JAVA，在線炒粉”，然后是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圖標。

考公務員也是被更認真對待的一條出路。穩定安全、父母放心，可能還輕松。

路文對這點深信不疑。這體現在他的擇偶標準里。他的前女友在國企工作，現任妻子是北京的一名公務員。這給了他極大的安全感，“說實話，我現在有底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媳婦。”

可考公也得抓緊。采訪中途，他甚至建議我也可以考公務員，“公務員的要求是 35 歲以下。你現在考公務員是比較愿意要的。”

早幾年，程序員聚集的平臺或論壇，比如知乎、V2EX、CSDN 乃至 Github，對待考公務員還是各執一邊的態度。一邊認為這穩定，有地位，比程序員加班掉頭發好多了；一邊認為，程序員的工作才更有尊嚴，工作可以只靠實力說話。

現在，Github 這個曾經產出過程序員各地買房指南、996ICU 等項目的技術平臺開始有人整理公務員備考的資料、教程，至今已有上百個相關項目，其中多個被上萬人收藏。還有人分享真實的公務員生活，結尾往往是美好的向往：“我們岸上見！”

都趕上過黃金時代

李志遠 2010 年畢業，學的是計算機軟件工程。畢業頭兩年，市場的熱度還沒有顯現，他做過自由職業，待過創業公司，然后進入了當時還算得上大廠的新浪網，每月薪資 6000 元。

到 2013 年，等他跳到去哪兒時，仿佛到了另一個行業：他的工資直接翻番。試用期過后，去哪兒主動調高了他的評級，將月薪漲到 15000，一年發 16 個月。除此之外，他還拿到一筆期權，按照后來與攜程合并后的價格計算，價值 200 萬元以上。

當時他和身邊的同事都不太關心工作是不是穩定。丁陽 2014 年離開中科院，加入去哪兒。他記憶中，入職時并沒有拿到股票，但工作一年后公司主動給他加上了——這筆股票最后價值也超過 100 萬。

到 2015 年，去哪兒又把 16 薪調為了 19 薪，這也成為當時互聯網公司的首創。不斷上漲的回報成了程序員們信心的來源，丁陽在看著北京房價一年一漲，借錢買房。這套位于南五環西紅門的房子，兩年后轉手賺了 200 萬元。

借錢后不久，丁陽所在項目組升級為事業部，他的賬上收到了 10 萬多元，“那種驚喜感是后來再也沒有過的。”

他們無疑都趕上了去哪兒最輝煌的時期，也趕上了互聯網行業新舊迭代。

攜程是旅游預訂行業里穩固的第一，2003 年就在納斯達克上市。但智能手機的普及給了去哪兒追趕的機會。補貼用戶、優先開發手機應用，去哪兒機票業務一度超過攜程，也在酒店業務上逼近。2013 年赴美上市當天，去哪兒股價幾近翻倍。

滴滴、字節跳動都在去哪兒上市前不久誕生，美團也在那會兒開始把生意從餐廳打折券做到了外賣。新浪靠著微博，一度比騰訊看著更像未來的社交巨頭。

巨頭隨時被挑戰的那幾年。北京的空氣里充滿變數、充滿機遇，也充滿了想象力。

最成功的兩個巨頭在那幾年顛覆了自己。騰訊從內部孵化了微信，改變了中國人的社交、閱讀乃至睡眠時間。阿里不但將淘寶搬進手機，還用余額寶震撼了銀行業。

程序員是這些創新和競爭的基石。不只是薪資更高，他們往往受到格外的尊重和優待。

李志遠當時在去哪兒網的技術委員會，他感受很深，除了技術氛圍好，公司也不講等級，“一個小組長都可以跟 CTO 匯報。”

丁陽則把當年的去哪兒比做 2021 年的字節跳動，高壓、節奏快，特別大的老板會直接下達命令，“你可以調動所有的人，但三天后，我一定要看到這個東西”。

他當時在移動端的專車組，雖然不似機票和酒店這種更接近炮火的戰場，但版本迭代快到每周都要更新。“你要靠人員人肉去鋪。” 常常就是加班到晚上兩三點，去哪兒網也由此成為 996 成行規之前，加班文化最盛行的互聯網公司之一。

這跟創始人的技術信仰和管理風格有關。莊辰超自己被稱為 “數學天才”，小學就會編程、大學就做了個搜索引擎。創立去哪兒網，本質是他利用搜索技術重構旅游行業的預定環節。莊辰超也推崇扁平的管理方式，鼓勵內部 “大聲說話”、“公開批評”，甚至是 “團隊吞并”，這些都造就了去哪兒網強悍的戰斗能力和良好的技術氛圍。

但資本勝過了技術。2015 年，攜程說服去哪兒的戰略投資方百度，最后出資收購了去哪兒網。

離開去哪兒網，李志遠曾面試百度，但不喜歡面試官的黑話和官僚氣質，拒了 offer；去阿里，打聽到 “洗腦文化” 盛行，放棄終面——有極客精神的他，覺得大廠不過如此，后面總有更新更酷的公司在等著。

最后他去了一家在線教育公司，但在辦理入職那天，走到新公司樓下，他突然覺得重復換工作賺錢是在虛度人生。那年 28 歲的他，給自己放了 2 個月的假，一路騎行。回來后，被放鴿子的 HR 仍然接受了他，直接入職。

每個程序員都有一個架構師的夢

連續幾年泡在技術至上的環境里，李志遠一度也總想著要自己做個應用。起初是有前同事拉他入伙，他作為開發者做了個本地的旅游服務網站，最后無疾而終；而后，又從因為興趣，做了個相機購買指南的應用，當然也是無人問津。

到現在，這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更為難走的路。不止一位產品上過蘋果應用推薦榜單的開發者覺得，目前全國做得好的獨立開發者也就百來號人、百來個團隊，而賺錢多過大廠工資的更是寥寥少數。

李志遠脫離那個時代氛圍，也覺得自己不是會創業的人。他最大的愛好是買書。但書架上從來沒有《硅谷之火》《喬布斯傳》，取而代之的是馬爾克斯全集、魯迅全集以及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羅蘭巴爾特的《明室》——他喜歡文學、喜歡攝影，但對如何創業其實一無所知。

好在，對優秀的技術人才而言，互聯網行業似乎有源源不絕的機會，主動權也仍然在他們手里。

李志遠可以 “任性” 休假、換工作，因為黃金時代里公司對于技術人才的渴求，也因為他的能力：第三份工作，不到 30 歲，他已經是一名架構師了。

他初中的時候接觸計算機，拿過一次全市范圍內的編程獎；高中激勵他考上大學的，是父親答應給他買臺自己的電腦。大學讀計算機也是滿足愛好。他說，自己在編程方面或許有點天分。

開始工作以后，李志遠保持每天刷題、看書，定期跟蹤最新的技術變化。他總能很快解決需求，代碼寫得漂亮健壯、連注釋都加得很好，屬于最受合作伙伴喜歡的一類人。

如果用建筑做比喻，剛入行的程序員是壘磚工人，是 “碼農”，而架構師則相當于建筑師，是程序員技術進階。

一位工作不久的程序員仍對這行充滿熱情，“每個程序員心中都有一個架構師的夢”。

李志遠最風光是在一家二線公司做架構師的日子。他搭建起了整個前端的框架，引入了新的技術和效率工具提高組員的產出。他是整組 20 多個人的技術靈魂。與此同時，他不用介入管理，不用處理瑣碎的溝通問題。

那是他待過時間最長的一家公司，但好日子不會一直持續。這家公司在 2018 年大規模裁員重組，而他也覺得自己到了需要考慮安定的年齡。

最后，他進入了之前看不上的阿里。當時技術面試官曾看他的簡歷和項目，詞窮地評價道 “好高大上”，一時沒提出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樣，人先要了再說。

來到大公司，他發現 “架構師” 已經不再是稀有物種。

“公司里到處都是架構師，這位是王架，那個是李架。” 他發出感嘆，這種稱謂成了高級壘磚員的別稱。

架構師的工作變成了把一個簡單的需求，寫得極為復雜。“仿佛要用一篇論文證明一加一等于二。” 他舉例說，實現某個業務需求，可能直接寫幾行代碼就完成了。但可能是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也為了可以周報里有更多可說的，有的程序員會寫一整套框架，企圖讓類似的需求以后都套用這套代碼，“只是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需求。”

整個行業的增長都在放慢。業務沒有發揮空間，架構師有時還需要通過寫內部的效率工具完成業績。出發點往往是好的，但現實的情況下，要讓更多人用上這個工具，需要在小組、部門乃至更大范圍內推廣。這往往難以成功，最后也變成了造輪子的一種。

他作為架構師也不可能有機會像從前一樣搭整個業務的架構——這是阿里云技術中臺的工作。

李志遠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齒輪、一個原子、一個消耗品。他感慨到，來到阿里之后，他學的最多的是怎么適配各個平臺的接口，阿里云的、淘寶的、支付寶的。這些東西是封閉對內的，并不通用，“你沒辦法完成任何技術積累。”

微軟、亞馬遜、Google 等技術公司會在管理角色之外給專注技術的人一條升遷通道。這個行業有戴夫·卡特勒這樣的先例和榜樣——他 46 歲才加入微軟，開發出了 Windows NT 操作系統，年過 60 還為 Xbox One 寫過代碼。

中國互聯網大公司很多也有類似路徑。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曾在 2020 年年底的全員會上強調，管理者不應該通過堆砌人員數量來彰顯自身價值。

但很少有公司能解決考核問題：一個架構師帶來的價值如何與同等薪酬的技術團隊管理者相比？

一位帶著數十人工程師團隊的字節跳動管理者說：“打個比方，我現在團隊 50 個人，我的產出是 50 個人的產出，你是一個人，怎么 PK？除非你真的很牛很牛，類似開源項目的主要貢獻者，但這鳳毛麟角。”

最普遍的問題是，大多數中國公司不需要開發、維護一套數十億人使用的微軟 Windows 操作系統，并不在經營遍布全球的亞馬遜 AWS 云計算平臺，也不像 Google 一樣走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沒有那么多高級崗位供程序員開發底層架構、攻克技術難題。絕大多數開發人員都在滿足業務需求。正如一名大廠 HR 所說：企業本質的不是研究所，是賺錢。

李志遠覺得自己的位置極其尷尬，他以一個技術專家的身份被招進公司，但做的事情和工作一兩年的人沒什么區別。

而前端行業日新月異，新技術往往覆蓋了老技術，他再努力往前追趕，也還是有更優秀的年輕人對他造成沖擊。

他解釋，前端領域一門新技術出來，他即便已經工作將近 10 年，但實際和剛工作幾年的人是站在同一起點。這幾年，他先后學的技術就包括 Vue 、React 、TypeScript 、webpack、微前端 、Serverless 、前端智能化——這個行業幾乎每年都有新東西。

薪資也逐漸接近。一次同事飯局，有人提議大家說下自己薪酬，他才發現工作三五年的年輕人薪資已經跟他很接近。

自由的選擇不多。這兩年，從巨頭夾縫里生長出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屈指可數，當中最年輕的可能是 2015 年成立的拼多多。

李志遠已經不想著找到下一個拼多多。他偶爾反省自己過去單純在技術上自負，在職業規劃上過于隨意，但又覺得無愧于每一次選擇。現在他只期望能有機會在內部轉崗到技術氛圍更好的團隊。

在此之前，他依然在兢兢業業確保每一行代碼漂亮無誤。

半只狐貍、半只刺猬

作為管理者的手段

從大眾的標準來看，紀樂可能算是 35 歲軟件技術人員中最安全和成功的那一批。他在一家旅游公司待了 7 年，現在帶 40 個人的團隊。瑣事繁多，雖然喜歡，他也有兩三年沒寫代碼。

但他內心感覺很虛，“講戰略，講目標，講方法論，講邏輯。這些重要，但安全度肯定沒有工程師高。”

管理的壓力不小。2020 年，旅游在疫情下休克，行業第一的攜程整體收入少了一半，由原來的盈利變成虧損 32 億。

壓力層層傳導，技術管理者也需要背上銷售額和利潤的指標，不僅要管技術，還要管最后賣了多少機票、賣了幾家酒店。

和很多工程師一樣，紀樂是被推著走上管理崗位的。業務擴張、人員劇增、領導離職。而管理崗一空缺，技術優秀的人自然就被選中。

紀樂也不例外。起初他只是在小組里帶兩三個人，然后四五個，慢慢越來越多。

他很早接觸互聯網，父親是計算機老師，母親開網吧，“天天都在計算機里泡著”，上大學很自然選了計算機專業。畢業后，第一家進的公司是當當網，在意的也是學習的機會而不是薪資，“少個三千、五千的也無所謂。” 來到現在這家公司，隨著帶他的老板一路升職，他也留了下來。

公司的業務變化形態不大，他也意識到持續寫代碼這件事可能難以為繼，因為一線需要寫的代碼技術含量和工作量更適合年輕人，“能通宵，還能拼，工資又低。” 于是管理成了比做技術性價比高一些的選擇。

但管理和寫代碼是兩個領域，需要重新學習。糟糕的轉型例子比比皆是。有人被架到管理位置，只會分配任務，不擅長交流；有人只會每天像鬧鐘一樣，定時提醒和詢問進度。

紀樂考了 PMP（項目管理專業）資格證，考了清華的工程管理碩士，甚至還會在商業模式中尋找可以遷移到管理的理念。

但他壓力依然很大，因為瑣碎的事情太多，抓技術、抓團隊、抓管理、抓業務，“很多亂糟的事，你也得處理。”

紀樂的同學多在字節、阿里成了技術管理者。大家聚在一起，很多時候都覺得迷茫，“進管理崗不是終點，真的是起點。”

隨著疫情間歇性地好轉，在線旅游業務復蘇，他需要處理的事情變得更多。

我們見面是晚上 9 點多，他剛面試完幾個人，身體往后 45 度斜靠在椅子上放松。疲憊是在寫在臉上的，“不喝咖啡就不行，就困得不行，特別困”。

但這些情緒和疲憊絕不能帶回家里。“控制” 和 “平衡” 是他提到最多的詞，即將 35 歲，他還需要面對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他是一個有計劃有安排的人，用老家東北話說是 “有正事兒”。他每天早上六點起來，學學習、看看書，8 點鐘去上班。為了健康，他還戒了晚飯，只喝牛奶，一周還會安排一到兩次游泳。他周五會和妻子看場電影，這是難得的個人時光。周末他會抽出半天到一天的時間，開車帶 3 歲的孩子出去玩，剩下的時間去圖書館或者在家看書。

管理者的身份也并不帶來百分百的安全。紀樂的危機感來自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對行業的擔憂，“有可能被裁，一樣的。歲數越大，概率越大。”

他目前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更來自于另一重身份：技術培訓講師。他在一家在線教育網站搜出自己的課程，指給我看，“這么多人在學，而且很多人真的因此找到工作，就真挺有成就的。”

他幾年前開始在網上分享技術思考，先是寫博客，然后錄視頻，起初驅動力是自我提升，“你可能要會十分，才能講出來三四分”。慢慢地，他有了擁躉，受邀上傳付費視頻。他說，現在這部分收入和現在薪資收入基本持平。

做技術培訓是很多技術人員打算為自己鋪墊的后路。一位字節 38 歲的管理者也分享，他從上家公司準備跳槽時，簡歷過不了騰訊、阿里、字節這些大公司。被重新撈起來，并且拿到字節 offer 的原因之一是他作為講師參加了一次行業大會。他為那個主題準備了近三個月，如果沒拿到字節的 offer，他打算去做培訓講師。

紀樂最近在看《論大戰略》。書中提到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刺猬型，定好目標往前沖，有阻礙就縮起來，躲一躲；一種是狐貍型，比較審時度勢不斷地調整戰略、方向。他覺得自己是把兩類人格做了結合，有階段性的目標，同時也會觀察環境，“有句話叫什么，階段性混吃等死，然后間歇性躊躇滿志。”

他覺得 “關鍵是要提前布局。” 最近他在考慮再考個教師資格證，“以后可以去高校當個老師，挺好。40 多歲，這樣就可以了。”

859、908

留在大廠的門檻

關心 35 歲話題的程序員，更多是 30 歲已達，35 歲未滿的人。

根據程序員自由工作平臺 “程序員客棧” 的問卷統計數據，2020 年，30-34 歲的程序員在從業者中占比三成。

這批 90 后，他們聽聞了很多財富故事——這個同事資產過千萬，那位剛離職的套現快過億；也目睹過 35 歲之后令人唏噓的結局——因為年齡大而被裁，去了中藥房，去了社區街道辦。

張岱是這些年輕人中一個。他今年剛剛 30 歲，在字節跳動帶領一個數十人的技術團隊。

他入行就觀察著前輩們的職業生涯變化，吸取教訓。

那些不為錢進入這一行的前輩是他所欣賞的，“他們最早的一些東西是最純粹的”，但這些技術至上的人通常不善交流，最后過得并不好。

他認識一位曾在百度管理 100 多人的技術負責人，但為了不做管理、純粹地寫代碼，來到阿里，此后去了一家創業公司，現在過得并不好。他感嘆，“你說他當時功利一點，不寫代碼，就專門管這一百來號人，現在肯定完全不一樣。”

不過在他身邊，更多是普通人：在一線當程序員，不是架構師，也不在管理層。大多數相當于阿里 P7 職級，有的停在 P6（P 是 Professional 的首字母，通常指專業人員的升級通道，P6 僅比多數應屆生高一級）。

他看這些人覺得有點得過且過，“每天就炒炒股，發展點其他愛好。每年打完績效，會說今年又沒給我提名晉升，真氣，然后就開始該炒股的炒股。” 但也理解他們的絕望，往上晉升很難，轉崗也難，跳槽不會有大公司要，“等于已經向生活認命了。”

他甚至不太敢深聊，怕戳著別人痛點。看他們掙扎，他同情，但更多是引以為戒。

他由此得到的經驗是，誰都有技術浪漫主義，但 “90% 的崗位需要為業務買單”；然后是要保持自驅和規劃。

從工作第三年開始，他就會有意識地思考業務，從業務角度做職業規劃。他也會讓自己站在 team leader 的高度，去假想自己如果在這個位置會怎么做。

張岱 2009 年上大學，讀的不是計算機專業，最早的職業規劃是進央企，覺得這是錢多、事少又穩定的工作。

去互聯網行業是因為校園里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響。他記得，入學時生活費還是現金，要拿著銀行卡去 ATM 機上排隊取錢；除了個別同學，也沒有人網購。但到畢業時，幾乎所有人都在參加 11 月 11 日的線上購物節。

這改變了他的擇業態度。畢業后，他報考了計算機專業研究生，然后在 2016 年校招進入阿里。

相比前輩們，90 年生的一代程序員們在更年輕的時候就知道互聯網是一個什么樣的行業，需要什么能力，有什么回報。

張岱會更主動關注業務、公司、行業，為成為管理者做更多準備。張岱從阿里去字節，抓住了抖音爆發的機遇。

這一代人也會對升遷有明確的時間表。獵頭心中默認的 “30 歲之前 P7，35 歲之前 P8，40 歲之前 P9” 的時刻表在他們心中嘀嗒。

這個時刻還在加速。一位獵頭說，兩年前，阿里就已經開始了 859 和 908 的招聘計劃——在市場招聘 1985 年的 P9，1990 年的 P8。

張岱在阿里的 4 年多時間里升到 P7，然后跳槽到字節跳動升為了 3-1——對標阿里的 P8，“你到了一定年齡，得到一定級別，才有機會往下走，要不然可能就一輩子停在這個位置了。”

讓他驚醒的還有年輕人。最優秀人才都在向這個行業集中，他最近收到的簡歷里，上交的、復旦的，學歷非常好；95 后、00 后的資歷和項目一個比一個優秀。

自稱技術頂級的丁陽也佐證了這種年輕人的沖擊。能給他帶來震撼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常常感覺對方再過個兩三年，技術上就能超過他了。

不過他又感到放心，因為上升的坑已經被他占住了。當然，他往上的坑也被別人占住了。流動開始變慢，丁陽覺得應該清醒一點，“普通人的天花板明確的說就是 P8。”

過去十幾年，每個互聯網大公司的人員規模都漲了幾倍甚至十幾、二十倍。互聯網創業公司在風險資本的推動下快速誕生、催長。增長創造了數以萬計的中高級崗位。

大公司的擴招已經慢了下來。2017 年之后，中國股權投資數量一年低過一年，中小公司拿錢變得更難。

圖：中國股權投資數量自 2017 之后驟減，總額也在兩年里縮水 1/3

張岱相信互聯網還是個不錯的行業，會給優秀的人報以公平的回報。雖然不可避免地，隨著機會減少，內卷會越來越厲害。拼不過的人，只能去其它公司、其它行業。

今天所有行業都會用到互聯網和軟件、需要技術人員。但大多數行業的收益遠低于互聯網行業，給技術人員的待遇自然也遠不及。

張岱很清楚現在已經不是幾年前的好時候了。他身邊有人因為拿不到阿里 P6 的 offer 在 2015 年去了拼好貨，一個微信公眾號，又因為跳槽失敗留了下來。后來拼好貨變成了拼多多，在 2018 年赴美上市，市值一度超過 2000 億美元。

他會寬慰自己，不能去糾結為什么沒趕上那個時代，“這跟糾結說為什么他買彩票能中 500 萬，我中不了，是一個道理。”

他覺得現在的景象才是回歸正常，就像一只漲得非常好的股票跌回它應有的價值。

丁陽、路文、李志遠、紀樂、張岱皆為化名。

姚胤米、賀乾明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