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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成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全面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我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的發展，并將人工智能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17年7月，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并要求“近期重點關注對就業的影響”。目前，作為“新基建”七大領域之一，人工智能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不僅推動了產業智能化升級，而且開辟了新的就業空間。

總體而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重構了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對就業領域的影響范圍廣、速度快、沖擊大。

一是就業結構發生深刻調整。智能機器在從事重復性、規則性、可編程的工作內容方面更加快速、高效、精確，不僅可以替代體力勞動，而且可以替代大部分腦力勞動。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翻譯、導購、司機、會計等大量職業將可能被替代。同時，許多新職業被創造出來，促進了更高質量的就業發展。近兩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三批共38個新職業。這些新職業主要集中在高新技術領域、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如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師。于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了就業的產業結構、職業結構、知識結構的深度調整，大量勞動力從第一、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從傳統職業轉向新興職業，從重復性、低價值的崗位轉向創造性、更高價值的崗位。

二是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新就業形態是指依托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實現不同于傳統就業領域、就業技術、就業組織的新就業模式。近些年，高新技術領域涌現出大量高端形態的新職業，如人工智能訓練師。這類新職業屬于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就業，對專業型、復合型人才需求量大，薪酬較高，成為高質量就業的典型代表。此外，依托互聯網平臺而興起的新就業形態不斷發展壯大，如網約配送員。這類新就業形態屬于勞動密集型就業，呈現出就業容量大、進出門檻低、勞動關系非標準化、創業機會互聯網化的特點，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

三是對職業技能和就業能力的要求大幅提高。當前，擁有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數據科學等技能的人才在職場上備受青睞。然而，人工智能仍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還不具備自我意識，只能執行既定程序完成工作任務。因此，未來需要大量的創新人才。2019年，世界銀行發布《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指出高級認知技能(如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社會行為技能(如團隊工作能力)以及能夠預測、適應能力的技能組合(如推理能力、自我效能)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些技能既是人類獨有的能力，也是從事更有價值工作的人力資本。

有鑒于此，我們應堅持人類掌控人工智能的原則，加快制定有前瞻性的政策法規，科學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努力打造人工智能與高質量就業發展的雙贏格局。

第一，利用人工智能促進體面勞動。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本身不是目標，而是提高生產力、拓展人類能力、增進人類福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我們應利用人工智能促進體面勞動，確保所有勞動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嚴的條件下工作。首先，發揮人工智能優勢，替代人類從事簡單重復、繁重危險甚至異化的謀生勞動，讓人類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富有創意、注重人文關懷的勞動。其次，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改善工作條件，如輔助勞動管理、識別高危產業。再次，通過人機協作減少工作壓力和潛在的職業傷害。

第二，加快培養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在人工智能時代，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的就業，人才是支撐，人工智能教育是關鍵。首先，做好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加速培養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當前，高端人才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和競爭的焦點。高等院校應盡快完善人工智能領域學科布局，探索深度融合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新模式。同時，構建基礎理論人才與“人工智能+X”復合型人才并重的培養體系，推進產學研合作的新培養模式。其次，開展人工智能基礎教育，培養智能時代創新人才。國家應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不同階段的人工智能教育整體解決方案，并在中小學階段設置人工智能相關課程，逐步推廣編程教育。再次，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教育方式。構建包含智能學習、交互式學習的新型教育體系，推動教育終身化、公平化、個性化。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環境，促使學校職責由知識教育轉變為智慧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合作精神等。

第三，提升勞動者科技應用水平和就業能力。目前，勞動者技能水平和崗位需求不匹配的就業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因此，應面向城鄉各類勞動者大規模開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隊伍。通過培訓促進新工作技能的提升與遷移，滿足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高技能、高質量就業崗位需要。

第四，探索建立全民勞動保障制度。隨著新就業形態的發展，大量非標準勞動關系迅速增加，而現行勞動保障制度是以標準勞動關系為基礎設計的，在保障平臺化就業人員勞動權益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問題。因此，建議國家逐步探索建立全民勞動保障制度，為所有勞動者制定勞動保障底線，推動新就業形態在擴大就業的同時實現高質量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