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3月Alphago打敗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以來，人工智能備受矚目，被喻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頭雁”。各國政府圍繞人工智能出臺戰略規劃，高科技巨頭加大研發力度，高校也在人工智能領域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究竟政府、產業界、高校和媒體怎樣合力推動這股熱潮？目前中國高校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布局有何趨勢？高校新建的人工智能學院或研究院面臨哪些契機與挑戰？

從三螺旋模式看人工智能熱潮的興起

早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學博士亨利·埃茨科維茲提出基于麻省理工學院的三螺旋模式。該模式指大學、企業、政府三方在創新過程里密切合作，產生了科技園、孵化器、研究中心等“混生機構”。

這種三螺旋創新模式是50年代斯坦福大學工業園區及后來硅谷崛起的“內核”，也是9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成為“創業型大學”的理論框架，可用來剖析這次人工智能的熱潮（見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三螺旋作為一種抽象模型，面對實踐的復雜性，其局限性也很突出。其中最具爭議性的一個問題為“是否存在第四個行動主體？”例如媒體在這次人工智能熱潮里扮演的角色。

美國盡管最早發布相關政府報告，但遲遲未能出臺一個人工智能國家戰略，這或許與當局政權更替脫離不了干系。高校扮演的角色也更為豐富。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技術攻關與人力支撐，高校還積極發布智庫報告，包括斯坦福大學的《2017年人工智能指數》，牛津大學的《解密人工智能的“中國夢”》，清華大學的《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等。

人工智能高校布局

截至2018年11月中旬，中國已有33所高校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學院或研究院。

從不同階段來看，2017年7月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之前為個別嘗試，僅有3所高校進行探索，北京、上海、廣州各一所，在機構命名上存在“智能工程”或“人工智能技術”的差異。

2018年4月教育部出臺《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之前為繼續探索階段，地點拓展到陜西、重慶、江蘇等地的8所高校，新建機構的名稱統一為“人工智能”學院或研究院。《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里明確提出“到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學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這標志著積極布局階段的開始，半年時間里就有22所高校行動起來。

2018年7月，伴隨著28所地方本科與高職院校入選教育部《“AI+智慧學習”共建人工智能學院項目試點學校名單》，這股熱潮進入批量建設階段。

從地域分布來看，高校新建人工智能學院或研究院的重點集中在京津冀（10所）、長三角（9所）、東三省（5所）等城市群。北京與南京各以5所高校領跑，天津與重慶分別以4所與3所緊隨其后。

從院校類型來看，前期探索以研究型大學為主，批量建設則將重點轉向普通本科與高職院校。

從學科特色來看，目前還是依賴計算機、電子等有技術積累的理工類高校。

從實體單位來看，人工智能學院為主流（18所），研究院略少（10所），兩者兼顧的有5所。

從招生體量來看，既有南京大學人工智能學院走“小而美”路線，僅招收本科生80人，研究生40人；也有重慶郵電大學科大訊飛人工智能學院達到上千人規模，計劃招生本科1200人，研究生900人。

契機與挑戰

從契機來看，長周期的科研投入與跨學科的專家合作意味著高校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引擎作用不可替代。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政策推進更為系統，從國務院的宏觀戰略到教育部的行動計劃，再到批量建設的入選名單。國內高校的主動性與行動力更是驚人，短時間內已初具規模，覆蓋多個省市以及各種類型的高校，并帶來了高校內部新建學院或研究院這樣涉及經費預算、人員編制、招生計劃、校園基建等實質變化。

從挑戰來看，上述盤點表明目前的布局存在地區差異，武漢、成都等高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城市尚未行動起來。交叉學科建設相對薄弱，僅出現在西南政法大學新建的人工智能法學院及法律研究院。企業與地方參與共建的積極性也未充分調動。企業里騰訊最為活躍，在山東、遼寧與廣東共建了3所騰訊云人工智能學院。地方共建在盤點里僅有重慶理工大學與兩江新區共建人工智能學院這唯一案例。更為重要的一點在于大多數新建人工智能學院或研究院只是揭牌或宣布成立，在2018年正式招生并開始培養的僅限南京大學等少數高校。

由此可見，高校官宣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真正把人工智能相關的科研投入與人才培養落到實處，釋放出學科交叉以及產學研協同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