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來和未知，是古往今來人們一直孜孜以求和津津樂道的事情。對科技發展未來的展望和把握，隨著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日趨重要也益發受到關注。20世紀40年代，技術預見率先在美國和前蘇聯興起。在二戰以后，技術預見對于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科技競賽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把技術預見作為國家的一項系統性政策，長期堅持并卓有成效開展，進而對其他諸多國家和地區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是日本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啟動的，基本上以5年為一個周期的國家技術預見活動。目前，日本技術預見已經進入到第10次。90年代，英國仿效日本啟動國家預見活動，并持續至今。英國劍橋大學借鑒并總結美國企業開展技術路線圖的做法和經驗，積極推行技術路線圖，幫助企業提升技術創新管理能力。

今天，許多國家、地區和企業都卓有成效地開展技術預見和技術路線圖活動。殼牌公司利用情景法，在70年代成功地預測了“石油危機”。高德納(Gartner Group)公司采用“炒作曲線”等預見技術，每年發布技術發展趨勢。三星公司采用3T來推進技術創新，所謂3T也即技術樹(Technology Tree)、技術路線圖(Technology Mapping)和TRIZ理論……技術預見和技術路線圖已經成為跨國公司進行全球布局的“秘密武器”。

然而，對技術爆發性進展的預見往往是不準確的。歷史上，Western Union認為電話非常不重要(1876年)，IBM董事長湯姆斯•沃森(Thomas Watson)認為“計算機的世界市場的容量為5臺”(1943年)。不要以為這種預見不準的情況今天不再發生，實際上，即便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咨詢機構，也出現過預見嚴重失誤的情況。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曾預測在2000年之前，手機數量不會超過100萬部。前文提及的Gartner，2009年預言2012年塞班(Symbian)將以39%的市場份額成為移動設備的***大操作系統，并將會持續到2014年，而安卓(Android)的市場份額將僅為14.5%;而事實是塞班于2012年年底關門，安卓則超過了蘋果iOs成為***大操作系統。風險資本家維諾德•霍斯拉(Vinod Khosla)對各大機構(包括Gartner、McKinsey、Forrester和Jupiter等)對于2000~2010年間移動電話行業預測進行了回顧，發現這10年間的預測與實際情況幾乎完全是“謬以千里”。

技術預見真是讓人“既愛又恨”，這也說明，人們對于技術發展規律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尤需注意的是，要跳出早期的“線性模式”，而要從“系統模式”和“生態模式”來把握技術進展，更多地應用“指數型思維”、更多地從技術以外的環境變量來研判技術趨勢。這是今天的技術預見與歷史以往的不同的***個特征。

今天的技術預見的第二個顯著特征是，充分理解了技術發展實質上是交互影響、動態演進的過程，而非“宿命”的結果，也即“預見未來的***辦法，就是塑造未來”。技術預見巧妙地利用了社會心理，對技術未來的愿景構建和路線選擇起到了誘導作用。這也是日本在過去40年預見歷程中所發現的一種現象——重要度高的技術實現率也同樣高——的重要原因。技術預見不是為了消除變化，相反，是為了更好地擁抱變化，為變化做好充分準備，甚至是為了促進變化。

面對已然高度復雜的社會體系，技術預見的理念和方法也因而持續演進。更科學、更有效地“預見‘預見本身’”，成為第三個重要特征。IT技術和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改進了技術預見的方法、效率和結果，可以說，今天的預見已經開始走出精英化的“象牙塔”，大眾智慧的應用體現已經成為技術預見自身演進的重要***。這就是，面對互聯網創造的巨大且持續巨大著的“認知盈余”，技術預見亟需盡快將原來基于可控環境的“實驗室模式”，拓展到基于大數據、游戲化、眾包眾籌眾創型的“社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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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特征外，技術預見還有一個隱性而重要的前提：“明天會更好”。這不難理解，整體而言，人類社會發展體現的是“進化”特征。所以，對技術預見而言，樂觀比審慎更重要、想象比邏輯更重要。預見視野中的未來，體現著更多的自主性，體現著更美好的憧憬，這種極富感召力的愿景共塑，使得科技創新更加容易驅動著經濟社會發展。正如英國著名演化經濟學家、國家創新系統提出者弗里曼，在其經典著作《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日本國家創新系統的經驗》所指出的那樣，技術預見活動對日本創新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三思派”（ID: Science-P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