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Bloom：從單純數據收集實現個性化教學?

inBloom脫胎于共享合作學習聯盟(Shared Learning Collaborative ，SLC)，是一個非營利機構。SLC在 2011年，由美國教育工作者、國家領導人、非營利基金會和教學內容與工具供應商構成。聯盟的愿景很簡單：創建資源共享聯盟，讓老師對學生進步有更全面的了解，在節省時間、經歷和寶貴的資源的情況下，實現個性化教學。

2013年2月，為了進一步實現這一愿景，在蓋茨基金會、卡內基公司和其他投資者的1億美元支持下， SLC成立了K12學生數據存儲機構inBloom，比爾蓋茨曾經稱它的技術為“令人興奮的新事物”。

inBloom的系統從不同的年級和考勤數據庫中提取學生數據，把這些數據存儲到云處理器中。這些數據有超過400個類別，包括學生姓名、地址、考核和考勤、紀律處分等林林總總的信息，甚至還有經濟狀況、紀律性、殘疾和健康等比較令人反感的分類。

而且，在有些分類中，還有一些標簽令人無法接受，比如家庭關系中有“義父”或“對父親很重要的人”，轉學理由中有“因病”和“受不了暴力事故”。其它的，還有自閉癥、家長在軍中、無家可歸、懷孕等。

這些數據可以被匯集到儀表板管理軟件中，學校和老師可以在經過授權的瀏覽器和應用程序上瀏覽這些信息，從而使老師能夠追蹤單個學生，并利用恰當的軟件實時地為其設計課程。這是inBloom對其個性化教學的設想。

但是，inBloom實際上并不提供任何用戶端軟件，包括儀表板管理軟件、數據分析軟件等，只進行數據挖掘。它的目的是簡化學生數據的訪問通道，推動教育產品市場的發展。

所以，學校和老師還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學生記錄分享給第三方供應商，比如那些希望為學校設計教學工具的開發商，比如向校車企業提供學生殘疾信息。

成立之初，美國的9個州與inBloom建立了合作關系，Clever、LearnSprout等22家教育技術公司宣布開發與它合作的應用程序。

但是，2013年4月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長發現孩子的社保號碼被上傳到inBloom數據庫，經過一番社會討論，路易斯安那從數據庫中刪除了所有的學生數據。

隨后，關于學生數據安全的憂慮蔓延到科羅拉多州、馬薩諸塞州、佐治亞州等其他6個州，這些州也紛紛宣布終止與inBloom的合作。

今年4月初，紐約也放棄了合作關系，要求inBloom刪除所有學生數據。如今，最初的9個合作州中只剩下伊利諾伊州一個。

在社會公眾聲勢浩大的反inBloom情緒中，4月末， CEO伊萬·施特賴興貝格爾(Iwan Streichenberger)宣布關閉inBloom。他給出的關閉期限是幾個月，但是從目前形勢看，這似乎不太可能。

從inBloom的15個月中能學到什么

inBloom的CEO伊萬·施特賴興貝格爾( Iwan Streichenberger)在inBloom網站上貼出了一封信，信中充滿沮喪，他說：“由于公眾擔心數據誤用而停掉這一重要的創新，這是一個恥辱。”

利用數據實現學生的個性化學習仍然是一個新概念，而且“inBloom提供了以前從未見過的技術解決方案”，因此它一直在招致批評和誤解。從inBloom的經歷中，他看到， 要“建立公眾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將比預想中的，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

總體上，他對inBloom本身充滿自信，認為inBloom只是生不逢時。美國教育科技董事協會(SETDA)也有類似的看法，“inBloom可能已經超前于時代，未來類似的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過，在短短的15個月中，inBloom從一種圣物變成替罪羊，由于數據安全和學生隱私，被推到風口浪尖，并最終黯然收場。其中，還有存在一些很具體的經驗和教訓。

1、 經常溝通，尤其是與家長

inBloom的批判者和支持者都同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它與大眾，尤其是與家長的溝通很失敗。

紐約可以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紐約的inBloom抗議中，家長對自己孩子的信息泄露表示了非常強烈的不滿。

紐約家長倡議人Leonie Haimson認為傾聽家長的聲音非常重要，他表示：“向家長保持真誠的態度，在家長的協助下開展工作，而不能忽視他們，更不能與他們對抗。”

施特賴興貝格爾似乎也同意這一說法。在inBloom最初的設想中，地區或學校在學生數據平臺和工具的使用上需要與家長進行溝通。但是與inBloom的設想不同，地區和州政府并不準備與家長進行通話。

雖然inBloom并沒有準備做數據的后期處理，它只收集數據，后期的數據流向和處理自己并不能控制。而且，雖然聲稱自己的“數據庫有世界一流的安全和隱私保障機制”，但是與公眾的溝通不足造成了對它信任的迅速崩潰。

那么,數據公司怎樣才能做好溝通的準備?這些公司需要認識到數據會牽扯到多方,各方對數據的認識也不同，而且會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自2013年4月開始，inBloom成立不過一個月，它的Twitter賬戶就沒有更新。而社交平臺正是關于它的爭論發生的地方。如果你不能發聲，不能與社會公眾進行交流，那你也不能期望能說服別人。

2、向公眾傳達你是怎樣用各種手段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inBloom是在教育工作者、學校、政府和教育企業的倡議下建立的，學生、家長沒有參與。像這樣自上而下的倡議，能滋生公眾的不良情緒。當學生隱私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公眾會擔心這些自上而下的機構會怎樣使用這些數據。

紐約家長倡議人Leonie Haimson說：“政府官員、機構和相關公司應該從inBloom的案例中得到教訓，停止他們自上而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所謂的課堂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沒有考慮到家長的意見，忽略了對孩子的傷害和風險。”

在自上而下的因素之外，inBloom的另一個不足是沒有使自己的數據能真正地幫助學生或地區。inBloom從沒有激勵性的案例，向公眾說明數據產生的積極效果。inBloom 一邊在說“數據可以改變教學”，一邊又沒有具體的案例。

這與inBloom的商業模式有關，它在收集數據的時候會進行存儲，而存儲之后的分析和利用則試圖依靠其它公司軟件。其它學生數據收集公司，則很多采取其他的模式，有的單純收集數據，并不存儲數據;有的，會把收集的數據自產自銷。

比如eScholar，向美國的5000多個學區銷售數據軟件，并不向其他企業提供學生數據。事實上，eScholar并不保存學生的數據記錄，學校在自己的網站上運行軟件，收集學生數據。

比如適應性課程提供商Knewton，它的適應性課程來自于自身龐大的數據收集系統。

一個公司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在傳達“一個非常獨特、非常困難”的概念的時候。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數據公司能明白自己的“產品”是什么，應該怎樣向外界說明自己挖掘的是什么數據，為什么挖掘數據，挖掘數據的結果是什么。

大多數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使用項目案例，并把這當成一種解釋面向孩子的終端產品的方式，減輕公眾先前對它的擔憂。誠實地說，不關是面向孩子的產品，面向成人的產品也需要。對任何年齡段來說，樹立一個范例都有助于理解該產品。

3、 集中解決數據挖掘問題，主要通過立法

目前，圍繞學生數據安全和利用，一系列討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數據利用和安全問題并不是inBloom獨有的問題。在這方面，整個行業和社會利益相關者(聯邦、政府、當地政府、個人和數據公司)的爭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法律不起作用的時候，這個行業需要自律。

就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來說，數據方面的合作需要延伸到行業之外。過去的幾個月，在“學生隱私權利法案”上已經有好幾個提案。像這樣的法案起草，需要地區、學校、家長、企業代表、議員以及最重要的學生的參與與合作。法案一旦發布，將會成為各企業在產品設計和交流上應該遵循的法規。

法規的發布宜早不宜遲，因為inBloom的關閉并不是學生數據討論的終點。inBloom的關閉只是除去了一個最重要的表象，并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