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通信行業來說，目前討論最熱的關鍵技術當屬4G牌照了。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對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進行重點討論后，提出了今后3年“信息消費年均增長達20%以上”的明確要求。此舉間接催化了工信部的4G發牌進度，給原本撲朔迷離的牌照問題帶來一股積極動力。

4G之所以被工信部提及用于拉動信息消費，是因為其契合了未來高速數據傳輸的迫切需求。然而，以何種4G制式為主來促進信息消費，TD-LTE還是FDD LTE?在標準的選擇上，業界一直爭論不休，傾向于LTE FDD的人士認為應該以市場來決定最終選擇。而傾向于TD-LTE的相關專家則認為，牌照問題是國家主權，政府必須起主導作用，扶持民族產業。

標準抉擇：自主創新為重

如今在中國，移動互聯網大潮已然到來，高速數據傳輸需求迫切。在大力發展信息消費的背景下，為響應需求，運營商勢必要加快發展以TD-LTE為代表的移動寬帶網絡。不過盡管產業界翹首以盼，4G牌照至今仍然懸而未決。一個是代表中國自主創新的TD-LTE制式，一個是國際主流的FDD LTE制式，究竟該如何權衡兩者的主次以及先后?

知名電信專家李進良曾表示，從民族復興角度而言，三家都應該獲得TD-LTE牌照。自主創新，一直為中國所重視。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光谷時，就明確指出中國要實現復興夢，就必須自強。自己強，就必須具有核心競爭力，而核心競爭力的建立需要不斷堅持創新。

而在無線通信技術上，中國從3G時代起就開始了自主創新的探索。從標準制式的建立、核心技術的研發，到產業化的大力推進，TD-SCDMA在中國移動的帶領下，現在已經發展為擁有超過1億用戶的重載網絡。

而在TD-LTE產業方面，中國早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發展。如今整個產業鏈從上游到下游都已日漸成熟。只是相比國際主流FDD LTE而言，TD-LTE的陣營還不夠龐大。這種情況可能更加需要來自各方的扶持，才能讓TD-LTE健康成長，快速發展。

各國經驗：政策干預有必要

如此看來，優先發放TD-LTE牌照，有利于自主創新的進一步鞏固。一個民族的復興夢不是自然生成的，而往往需要國家政策的干預。在李進良看來，牌照發放問題上，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而這并不違背WTO精神。

據李進良介紹，在移動通信制式選擇上，此前美國、日本、韓國大多采取了政策干預，以扶持民族創新產業。早在1989年，美國政府就將GSM標準的核心頻率拍賣給了美國公司做PCS，以限制GSM標準進入美國。1990年，美國將GSM技術指標全部修改之后，命名為IS-54標準，并宣布其在美國必須使用。

不久，美國高通公司宣布CDMA研制成功。雖然當時CDMA技術還不夠成熟，但美國政府立即就把CDMA定為了美國標準，并在CDMA商用的前三年作出了有利的頻率規劃。直到1994年美國把頻率資源拍賣完畢后，才允許歐洲GSM標準進入，但那時美國市場已經是高通CDMA的天下。

同樣，日本在2G時代選擇了自主開發的PDC系統，為的就是防止歐洲GSM和美國CDMA標準的侵入，以達到保護國內市場的目的。這一舉動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衰落時期，仍依靠本國市場將移動通信制造業壯大了起來。

移動通信產業較為發達的韓國也是如此。1996年初，韓國研發的CDMA系統，正焦頭爛額。韓國電信公司在愛立信的說服下，向政府申請GSM牌照，但遭政府嚴斥，并規定只準運營CDMA系統。在政策的強制下，韓國上下齊心協力，努力優化CDMA。到1996年10月，CDMA用戶終于達到百萬，成為全球第一個成功的CDMA網絡。

如果當時韓國政府發放了GSM牌照，則GSM很快會將CDMA市場占領，而CDMA也就沒有機會得到優化成熟了。韓國CDMA標準的統一，也造就了該國移動通信制造業與運營業的共同繁榮。借鑒美日韓的成功經驗，在牌照這樣的原則問題上，中國也可采取一定的政策干預，全面扶持民族創新產業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