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頻繁渲染所謂的“中美爭奪AI霸權”，盡管這一說法是否契合現實尚存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美國的AI戰略視野中，中國已被明確界定為核心競爭對手。

《巴倫周刊》報道稱，當前美國在AI創新領域依然保持領先地位，不過中國正在快速縮小差距。在學術研究、資本投入以及政策戰略布局等關鍵層面，中國展現出強大的追趕態勢：海量論文產出彰顯科研活力，持續增長的投資為產業發展注入動力，而系統的政策支持更是為AI技術發展筑牢根基。

中美AI勢均力敵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維克多?施（Victor Shih）對中美AI競爭格局有著深刻見解。他指出，在AI領域，中國與美國已經勢均力敵，這一結果并不令人意外。中國擁有龐大的工程及計算機科學人才培養體系，每年為行業輸送的人才遠超美國。不過，美國在全球人才吸引方面優勢顯著，其中不少頂尖人才都來自中國，這種人才虹吸效應成為美國AI發展的重要支撐。

維克多?施進一步分析，當前美國初創企業資本市場的運作狀況優于中國，但如果市場動蕩演變為長期衰退，這一優勢很可能被削弱。

參考斯坦福大學發布的《2025 AI指數報告》，能夠清晰看到中國在人工智能相關出版物與專利數量上已實現領先。中國AI技術的突飛猛進，得益于國家層面的政策扶持與高瞻遠矚的戰略規劃。在科技發展道路上，中國始終致力于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減少對外依賴，這種發展理念為AI產業的崛起提供了堅實保障。

對美國而言，DeepSeek R1的崛起釋放出強烈信號，它已經具備與美國頂尖AI模型抗衡的實力。即便后者依托先進計算機組件，仍無法拉開與中國的差距，這一態勢顯著加劇全球AI競爭的烈度。為搶占技術高地，中國科技巨頭、初創企業與頂級高校展開深度合作，形成協同創新的發展格局。

當前中國AI領域呈現多元競爭態勢。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老牌科技巨頭持續發力，在各自優勢場景中深化AI應用。與此同時，智譜、MiniMax、月之暗面等初創企業迅速崛起，以極快的創新速度推出特色產品，并吸引大量資本注入，共同推動AI生態繁榮。例如騰訊推出的混元T1模型，已成為能與DeepSeek及阿里、百度新模型同臺競技的重要力量。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企業普遍推崇開源模式，這種模式雖能加速技術創新、強化行業協作，但也面臨營收困難、技術安全難以確保等現實挑戰。此外，中國高校在AI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產出大量高質量論文，例如，北京大學自2022年起一直占據AIRankings榜首。

DeepSeek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大學充足的人才儲備。其創始人梁文峰畢業于浙江大學，團隊中有很多成員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中國，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已全方位滲透，從AI前沿理論研究到實際應用場景開發，已形成無縫創新鏈條。

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詹姆斯?劉（James Liu）回憶道：“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每周都能看到大批AI專業的學生畢業，或是完成學業后投身創業，這樣的新聞每周都有。”

不過，中國AI產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美國實施芯片出口限制，對中國AI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造成一定阻礙。盡管外部壓力存在，但中國AI人才回流趨勢顯著。例如，知名AI專家朱松純從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后回歸，目前擔任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以及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智能學院院長等重要職務。

朱松純最近在演講中明確表示：“通過中國思維創造世界級技術，這是我們的目標和責任所在。”他還強調，在通用人工智能時代，中國完全有能力占據主動。

2030年前超越美國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預測，2030年前中國有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AI領導者。這一觀點并非空穴來風——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AI人才輸出國，在人工智能專利領域更是占據主導地位，專利產出量占全球總量的61%，展現出強大的創新潛力與人才儲備優勢。

然而，中國AI產業與美國相比仍存在差距。在高影響力研究產出及頂級人工智能模型數量方面，美國仍處于領先地位。斯坦福大學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知名AI模型中，美國擁有61個，歐盟為21個，而中國僅有15個。這一數據表明，盡管中國在專利數量上占優，但在尖端模型的研發與應用層面仍需進一步突破。

中美在AI技術發展路徑上也存在差異，集中體現在學術界的角色定位。中國AI發展高度依賴大學體系，高校不僅承擔前沿理論研究，還通過產學研合作推動技術落地。這種模式雖然高效整合了科研資源，但也引發爭議：中國能否憑借大學驅動的發展路徑實現對美國的超越？抑或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會限制創新活力，使中國陷入長期追趕狀態？

反觀美國，AI研究的主力是私營企業，而非學術機構。斯坦福大學在《2024 AI指數報告》中指出，隨著AI模型的訓練成本持續攀升，傳統的AI研究中心——大學，已難以承擔開發前沿基礎模型的重任。

萊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羅吉爾?克里梅斯（Rogier Creemers）認為，西方通常把企業視作股東和管理層獲取利潤的工具，而中國的觀念有所不同。在中國，允許企業獲得一些利潤，但他們還肩負著幫助政府實現發展目標的責任。

克里梅斯還提到，西方普遍認為市場能夠解決問題，企業只需為所要的技能組合付費，市場自然會予以提供，然而中國則積極采取措施為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悉尼科技大學（UTS）澳大利亞-中國關系研究所副教授瑪麗娜?張（Marina Zhang）認為，大學在教學方面需要緊跟私營部門的發展步伐，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因此中國鼓勵大學與企業開展合作。

人才留存同樣是一個關鍵問題。美國智庫MacroPolo的研究表明，2023年美國依舊是全球AI人才的主要流入地，但中國培養的AI人才數量更為龐大，并且越來越多的人才傾向于留在國內發展。

克里梅斯表示，從一定程度上說，特朗普的相關政策使得美國對中國學者、工程師和專家的吸引力顯著下降，這為中國AI產業生態的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