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莫桑比克的貝爾納多·馬里亞諾·喬金姆(Bernardo Mariano Joaquim Junior)是紐約聯合國總部信息和通信技術辦公室首席信息技術官、助理秘書長。

他在聯合國系統和國際組織擁有28年的工作經驗，曾任世界衛生組織(WHO)首席信息官兼數字衛生與創新主任，負責領導世衛組織的數字化轉型之旅，利用數字技術和創新加速實現世衛組織的戰略目標。

Bernardo于1993年在莫桑比克的國際移民組織(OM)開啟職業生涯，之后一直在海地、馬里、安哥拉、肯尼亞、科索沃和南非以及瑞士日內瓦的IOM工作，并于2018年加入世衛組織。他曾擔任國際移民組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級區域顧問(2017-2018年)、南部非洲區域主任(2009-2015年)，并擔任國際移民組織CIO(2015-2017年、2002-2011年)推動了多個業務轉型倡議，促進了運營和管理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信息技術、項目管理和網絡基礎設施方面的創新。

他擁有英國索爾福德大學全球管理理學碩士學位，以及莫桑比克愛德華多·蒙德萊恩大學電氣工程理學學士學位。他精通英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法語。

采訪摘錄

Michael Krigsman(主持人)：本期嘉賓是聯合國首席信息技術官(CITO)Bernardo Mariano, Jr.。

Bernardo Mariano, Jr.：我在聯合國的作用主要圍繞著三個方面：確保(ensure)、使能(to enable)和安全(secure)。具體來說，確保(ensure)數字技術、信息通信技術支持聯合國的任務規定;數字技術使創新能夠(to enable)真正提高效率，并確保我們推進和加速實現可持續驅動的目標和我們的共同議程;同時也要確保我們的數據和數字資產是安全(secure)的，因為面對日趨嚴峻的網絡攻擊，我們也做不到獨善其身。

我想說，40年前，聯合國的一面旗幟就足以讓每個人說，“好吧，我們終止行動。讓我們尊重藍盔戰士(blue helmet，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如今，在網絡空間，甚至在物理空間，聯合國的影響力都表現得力不從心。所以，我們也無法幸免于攻擊。保護聯合國數據和數字資產的安全是我任務的核心領域之一。

Michael Krigsman：我認為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聯合國擁有非常復雜和精密的廣播能力，因為我們都想觀看這些會議。您的組織也要對此負責嗎?

Bernardo Mariano, Jr.：沒錯，確實如此。如果你關注安理會，關注聯合國大會的審議，關注這些討論，那背后都離不開我們信息技術部門的不懈努力。我們與來自大會會議的其他同事一起，讓全世界人們有機會聽到這些討論和國家元首的發言。確實，它背后有一個強大的團隊支撐，與此同時，還要保護它不受任何試圖干擾這些程序的惡意攻擊的侵擾。

Michael Krigsman：在加入聯合國之前，您曾是世衛組織的CIO。我想了解你們在疫情大流行期間身處世衛組織中心是什么感覺?

Bernardo Mariano, Jr.：眾所周知，這次疫情十分嚴重，這也是數字時代迎來的第一次全球性疫情大流行。除了面對現實世界的疫情之外，我們還必須處理所有錯誤信息和所有數字問題，事實上，也由此衍生了“信息疫情(infodemic)”這個詞。

不可否認，那段時間確實十分艱難。但我想感謝私營部門的合作，大約60家技術公司和一些大學及民間團隊向世衛組織提供了大量的無償支持。

雖然從我們每天花在應對挑戰上的時間來看，這是非常緊張的，但從非傳統伙伴關系——特別是私營-公共部門之間的伙伴關系——的出現來看，這也是有益的，我們能夠真正協同努力，支持應對和更好地管理這一流行病。這是值得的部分，也是讓我感覺很棒的事情。我很高興能夠見證我們與許多部門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Michael Krigsman：請談談您在聯合國的工作，以及您的工作重點。然后讓我們深入探討聯合國的數字化轉型。

Bernardo Mariano, Jr.：數字化轉型、創新和網絡安全，這是聯合國戰略的三個核心領域。

其中，數字化轉型戰略符合聯合國秘書長《我們的共同議程》做出的承諾。在共同議程中，有12項承諾。在這12項承諾中，第8項承諾是“升級聯合國”。

在“升級聯合國”中，有一個目標，就是“變革五重奏(Quintet of Change)”，先是處理數據，然后是數字化、分析、創新、戰略預見、績效指標。這是實現升級版聯合國(聯合國2.0)的前提條件。

戰略的核心就是真正升級聯合國，以確保我們在物理生態系統中所做的所有偉大工作，所有可交付成果都有助于支持和平與安全任務。這就用到了一種稱為“數字孿生(digital twin)”的技術，在這個新興的數字生態系統中，我們可以進行各種嘗試，以確保升級后的聯合國在物理系統中運行得更好。

Michael Krigsman：您用了“數字孿生”(digital twin)這個詞，這聽起來像是您在試圖復制聯合國在數字領域的活動，但據您所言，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會做得更好。

Bernardo Mariano, Jr.：是的，確實如此。當我與同事互動時，我問的問題是，聯合國秘書長，大約60個實體的負責人，這60個實體負責不同部分的任務，更不用說我們在聯合國的機構、基金和項目了，所以加起來，整個系統大約有100個實體負責所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現在，我們一直在這個物理生態系統中運作，我問的問題以及我如何引發關于數字轉型的對話，是關于我們作為聯合國在數字生態系統中能夠做什么?我們希望在數字生態系統中看到的服務(在物理生態系統中可用)是什么?我們如何在這個數字生態系統中進行宣傳或實際運營?

本質上，聯合國是什么?

如果我以游戲為例，一個玩家在這個數字生態系統中活動，當他/她在這個特定生態系統內的游戲中活動時，他如何尋找到聯合國，更不用說在其他生態系統中了?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源于我在訪問舊金山的技術部門時(當我在世界衛生組織時)，與谷歌、Facebook、亞馬遜和蘋果進行了關于聯合國在數字生態系統中存在或不存在的對話。

Michael Krigsman：您首先討論了聯合國的作用，然后是數字方面的問題。

Bernardo Mariano, Jr.：傳統上，這取決于時代。我這一代人，也許會說網絡是一個偉大的東西。而對于今天這一代人來說，網絡實際上已經相當古老了。所以，元宇宙開始出現，但老的社交媒體和平臺仍在發揮作用。

以谷歌為例，現在每個人，在去看醫生或做任何事之前，都習慣先谷歌一下，在此基礎上獲取所需信息。

如果聯合國不在這些平臺和生態系統中出現，我們想給世界(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的答案也將不復存在，這一空白可能會被不準確或錯誤的信息填補。因此，我們的角色是確保我們在物理生態系統中所做的同樣能在數字世界實現。當然，我們必須記住，世界上有一半多是聯網的，所以還有另一部分是沒有聯網的。因此，我們需要在這兩個生態系統的混合世界中運作。

Michael Krigsman：您能詳細談談您所說的“生態系統”的概念嗎?

Bernardo Mariano, Jr.：我認為這始于你擁有什么信息或者你想對世界產生什么影響。基于此，問題就變成了你想要如何觸及你的受眾，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

如果我們在一個渠道運作，那么基本上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能夠接收到我們的信息，還有一部分處于盲區。因此，聯合國的工作、聯合國提供的服務以及聯合國為政府、人民和社會帶來的能力需要通過多重渠道來實現。

這些渠道，我把它們分為兩個生態系統：一種是物理生態系統，即聯合國的某個人前往受惠國，提供援助(如果是人道主義援助)，或與一個或兩個政府交談，討論和平與安全問題;另一個是數字生態系統，兩個政府在數字生態系統中相互攻擊可能會引發一場真正的戰爭。在這個數字生態系統中，如果我們能夠更早地干預，那么我們就能夠避免對物理生態系統的影響。

Michael Krigsman：面對數字化轉型程度不一的190多個成員國，您如何讓他們達成共識?

Bernardo Mariano, Jr.：考慮到193個成員國的數字化水平參差不齊，你可能會想到一個“平均戰略”，即這個戰略不會很好，也不會很壞。但我們在這方面的運作方式基本上是，首先，我們與私營部門合作以支持我們的戰略行動。其次，我們與一些國家派來與我們合作的專家進行接觸，對戰略進行真正的微調，并得到成員國的認可。

我認為，作為CIO有兩點責任至關重要，不可低估。一個當然是分享愿景，也就是前進的方向。另一個是真正地傳達給你的受眾關于特定愿景的重要性。這意味著，如果一個國家在數字技術或技術上的成熟度較低，我的責任就是創造、提高該成員國的意識，幫助他們理解戰略中特定愿景的重要性。這就是我處理不同技術成熟度國家問題的方式。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我們所擁有的不同內部實體。就技術而言，內部實體同樣具有不同的成熟度級別，我的角色是早期采用者，因此在成熟度級別上是先進的，能夠很快就理解這個愿景。但對于那些不具備這種能力的人，我的責任就是通過創造有利的環境來提高他們的水平，讓他們理解這種愿景的重要性。

Michael Krigsman：您的愿景非常超前，將物理生態系統復制到數字世界，預測可能還未發生的數字關系。要贏得這么多成員國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存在挑戰，還是每個人都能理解?

Bernardo Mariano, Jr.：在理解方面確實存在挑戰。面對這些前沿技術和解決方案，不同成員國的風險偏好不同，考慮的利益也不同。這些挑戰都真實存在，假設我把一項新技術帶進公司，有些公司會說，“讓我們做吧。”另一些會說"不，我們不要這么做"，因為每個人的風險偏好水平不同。

聯合國的關鍵力量之一是召集能力。我們掌握了召集會議并試圖達成共識的能力，試圖制定共同議程，共同戰略。但是，在幕后，這一過程并不像我所描述的那樣順利，因為它需要大量的談判、互動和非正式互動(除了正式的互動外)，以確保每個人都能保持同步。

Michael Krigsman：在這樣一個非常多樣化的環境中，您如何衡量數字化轉型的成功?

Bernardo Mariano, Jr.：我們支持秘書處，也就是我提到的聯合國2.0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支持那些支持國家的實體，并以伙伴關系與其開展工作。

以反恐為例，我們與聯合國反恐辦公室合作，支持一些國家發展自身能力，在兩個領域解決這個問題。一個主要是關于反恐旅游;另一個是反恐融資。

在該領域，我們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例如，像挪威這樣非常先進的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個乘客信息單元，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追蹤這個問題。但請記住，反恐并非專屬于某個國家的，而是跨國屬性的，因此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與聯合國反恐辦公室一起，推動在各國建立個人信息、乘客信息單元，以便各國能夠分享做法和其他一切實踐。這一過程就需要技術的支持。例如，在挪威，他們已經有了一些系統，我們只需將其他國家開發的系統與其集成即可。

以我自己的家鄉莫桑比克為例，其技術方面的成熟度水平很低，因此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幾乎端對端處理端對端流程的系統。在一端，我們有一個端對端流程;在另一端，我們可能有一個應用程序接口(API)，它與現有的系統相連。

這就是我們處理不同成熟度的方式，從技術角度和財政支持上都是如此，有些國家并不需要這樣的支持。其他國家會要求幫助。有些國家不需要大量的培訓，有些國家需要，這就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也是聯合國在提供所有服務時都會面臨的挑戰之一，因為它本身就是由190多個擁有不同成熟度(無論是技術還是經濟等方面)的國家組成。

Michael Krigsman：您有一個共同使命，但您要根據每個國家在特定時刻的位置和需要與他們單獨合作，然后幫助其提供基于這些特定需求的功能。

Bernardo Mariano, Jr.：是的。這里的績效指標并非“一刀切”性質的，并非“每個國家都應該達到同樣的程度”。它是一個基線，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進展。

其實，就數字化轉型的績效指標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作為首席信息技術官，我可以說是聯合國最資深的技術專家，我還主持了一個由聯合國所有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技術官組成的小組。

下個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會議上，我將把這一議題帶到談判桌上，以尋求共識。我們正在讓一些私營部門的公司實際上也支持我們采取的措施，使我們能夠在系統內引入績效指標，以衡量聯合國數字轉型的進展。

雖然我給你們舉的例子都和國家有關，講述我們如何支持國家。但可以肯定的是，衡量數字化轉型的關鍵績效指標是，我們需要確保我們可以決定自己在轉型中是靜態的、倒退的還是進步的。

Michael Krigsman：您如何與193個成員國組成的龐大集團達成共識?

Bernardo Mariano, Jr.：以策略為例，我們有一個由30多名成員組成的小組，他們實際上提供了我們在戰略中所寫的內容是否與聯合國目標的其他戰略要素相一致的建議。

該專家組會向193個成員國提出建議，然后在聯合國大會上，這些成員國開會審議這些專家的建議，并在此基礎上做出決策。

Michael Krigsman：讓我們談談數據。您能描述數據在您的數字化轉型工作中的作用嗎?

Bernardo Mariano, Jr.：如果你仔細觀察世界上最大/富有的十家公司，你會發現其中至少有三家利用了數據：亞馬遜、Alphabet、谷歌、蘋果甚至Facebook等等。所以，我認為數據是一種新的、有價值的資產。但是要利用這些數據，我們需要發展一些能力。

作為秘書長數據戰略的一部分，我們首先需要吸引更多的數據科學專業人員。但同時，我們需要利用我們所擁有的多樣化數據集，我們需要發展能力并使數據分析民主化，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

同時，確保數據隱私也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部分，數字生態系統中的人權要求數據隱私。

這就是我們正在聯合國秘書處內及整個聯合國系統內做的工作，以確保寶貴的數據資產得到了很好地保存和應用，來造福所有人并真正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落實。

這就是我們對數據所做的工作。

Michael Krigsman：您的組織、團隊也負責在技術層面上確保所收集的數據種類有某種(盡可能的)一致性，并為此提供基礎設施。還是說，這只是個別國家的事?這是怎么做到的?

Bernardo Mariano, Jr.：關于數據的一個領域是發展內部和跨部門的互操作性能力，因為聯合國就像一個龐大的多邊聯邦制系統，有很多很多實體。當然，還有各種數據集和孤立數據。

我們考察了私營部門在利用數據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互操作性如何成為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以確保只有一個版本(而非兩個版本)的真相存在，同時也確保數據方面不存在重復情況。

基本上，我們從兩個方面著手：一個是內部工作，另一個是我們如何與私營部門合作。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甚至當我還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時候，我們就與許多私營部門進行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建立了世界衛生數據中心。一些國家，加上私營部門，共同創造了這一切。

世界衛生數據中心不是一個數據倉庫，不是把所有的數據都放在一個系統里，因為那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它是關于如何利用存在于那些創建互操作性框架的孤立系統中的數據。

我們正在推動各國做同樣的事情，并與聯合國技術特使合作建立數字合作。一份來自秘書長的《數字合作報告》解決了這個問題，以確保各國利用這些互操作性平臺——不管它是不是開源的——以便更好地使用他們所擁有的數據資產。

Michael Krigsman：您如何確保數據被正確使用，不存在對其他成員的數據操縱?

Bernardo Mariano, Jr.：網絡安全是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說，數據保護和隱私是關鍵。

首先，從政策角度來看，確實有些國家沒有更新的數據保護和隱私。第二，防止任何惡意操作、更改或訪問的能力。

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開展工作，從政策的角度和操作的角度，以確保數據受到保護。有一些聯合國機構與受益人合作，因此我們確實實施了數據保護和隱私保護，以確保數據不被濫用。

當然，在國家層面上，我們也在推動和鼓勵各國落實數據保護和隱私。如果他們沒有相關的工具，可以參考國際文書(從政策的角度)來保護他們公民的數據。

Michael Krigsman：聯合國是否對全球技術服務(例如Starlink)的推出采取立場，是否有權由私人實體隨意關閉或打開這些服務?

Bernardo Mariano, Jr.：我認為問題是私營部門在提供像Starlink這樣的互聯網服務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數字化轉型中，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新伙伴關系需要加強。此外。我們在物理生態系統中擁有的法律框架需要在數字生態系統中進行改變，因為你不能把所有適用于物理生態系統的法律文書都轉移到數字生態系統中，并認為它們會在數字生態系統中得到有效應用。

我們鼓勵各國提高這種意識，確保各國關注這些領域，以確保隨著新的業務模式的出現，所需的保護和安全都能得以維護。我可以給你們舉個例子。想想亞馬遜和書店。過去，一家書店的書可能會暢銷許多國家。但現在，書店已經風光不再，因為人們更傾向于從亞馬遜上訂購。亞馬遜并沒有在每個國家都開設門店，但不可否認它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再試想一下Uber。可以說，不同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都發生了變化。在許多其他領域，各國的規則、程序和法律框架都需要進行調整，以確保對消費者的保護。

我們在聯合國的作用是，把各國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具有召集力。我們讓私營部門參與進來，討論我們著手改造不同部門時的參與規則，以確保物理生態系統和數字生態系統以一種“互不干擾”的方式共存。

Michael Krigsman：您對數字化轉型的看法似乎非常寬泛。不僅僅是技術，還有其他所有方面。如何將現實世界轉化為數字世界?正如您所說，可能技術本身是促成因素，但您一直在談論業務模式和法律框架等問題，因此您的視野非常廣闊。

Bernardo Mariano, Jr.：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維和數字業務轉型戰略。什么是維和?

維和，就是在安理會決定，授權給我們之后，我們去到一個國家，建立起一個維和行動。在這些國家的維和行動通常意味著一個巨大的營地，這是一個非常有形的基礎設施，我們在那里建立了很多年，有數千名工作人員(包括文職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那個環境中工作。

維和的數字化業務轉型意味著創建“智能營地”，在數字生態系統中對營地進行反映。我們在發電方面做了什么?我們有多少燃料消耗?哪里有事故發生?這一切都是在這個數字生態系統中創造出來的。

這個數字“孿生體”反映了地面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這需要業務的轉換，流程的轉換，人類能力的改變，以實際創建新的流程。這就是為什么當我說數字化轉型時，我們應該解讀數字業務轉型，因為技術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業務是更大的一部分。

Michael Krigsman：您能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聯合國的數字化轉型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弱勢群體的嗎?

Bernardo Mariano, Jr.：以前，如果發生地震或颶風，我們會開展現金資助行動，幫助受災人群解決住房和其他問題。

現在，我們將其轉化為數字貨幣，而非現金補貼。這樣，我們就能追蹤現金補助的支出是否真正滿足了該家庭的需求。例如，如果我給現金，比如說給一個家庭100美元或300美元的現金，我沒有辦法確定這300美元是否用于了預期的目的。但有了數字貨幣，我們就有可能衡量現金補貼的有效性。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Michael Krigsman：關于人工智能對成員國勞動力的影響，您會向成員國提供哪些建議?

Bernardo Mariano, Jr.：我們確實有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組。即使在我任職世界衛生組織期間，我們也有一個這樣的工作組，負責在衛生部門實現人工智能的道德應用。

目前，我們確實有一個跨部門的小組，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對勞動力的影響，可以說，影響確實是有的。

我提供的建議不僅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其他前沿技術的使用，還包括各國需要具備的保護要素，以確保它們充分利用這些技術的好處。但同時，我也希望他們確保將這些技術帶來的風險降到最低。

Michael Krigsman：關于數字化轉型，您對政府決策者有什么建議?

Bernardo Mariano, Jr.：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數字轉型不僅僅是引入一種新技術。而且是關于引入一種新的運營方式。以健康為例，我們的目標是人人享有健康，因此技術支持的遠程醫療成為一種流行方式。

我想說的是，首先，各國需要考慮在政府中創建實體或分配一些實體來跟蹤數字化轉型進度。在此，我要贊揚一些國家，它們已經設立了用于跟蹤數字化轉型的部委或辦事處。

但對于發展中國家，我想說的是，如果數字化轉型使用得當，它可以幫助跨越發展差距。如果各國希望利用數字化轉型，那么整個政府范圍內的協作以及建立跨政府部門的跨領域服務，將幫助政府真正利用數字化轉型實現國家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是各國在政策和實踐上都需要關注的問題。當然，從聯合國(以及所有多邊組織)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作用是為了幫助確保各國(在技術的幫助下)從它們今天的位置前進到它們應該到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