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研究發現，數字化相關技術可為企業提升約60%的作業效率，降低20%的人力成本，提升50%的管理效率
2. 數字化轉型可能面臨資金短缺、人才匱乏、技術不足、沉沒成本高等一系列挑戰，集中體現在“三不”現象：不想、不敢、不會
3. 國企數字化轉型方案往往只能是“一企一策”的定制化操作，幾乎沒有統一標準和通用模板可以套用

不久前，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要求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

推進數字化轉型，究竟能給企業帶來什么?

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中國區總裁魯勇提供了一組數據：2018到2021年期間，全球8300家標桿企業中，全面擁抱數字化的前10%企業，比后25%企業，營收增速快了5倍，而且這個差距在未來還會持續擴大。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復工報批、設備消殺、出貨物流管理等數字化應用，在彌補企業損失、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研究發現，相關數字技術可為企業提升約60%的作業效率，降低20%的人力成本，提升50%的管理效率。

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實現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一道決定未來生存發展的必答題。

然而，從現實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賽場上的表現參差不齊：規劃者多，實踐者少;啟動者多，堅持者少;膚淺者多，深入者少;失敗者多，成功者少。

“企業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二次創業，艱難復雜程度可想而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電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長陸峰談到，企業必須準確認知數字化轉型的內涵，制定出正確的戰略并行之有效地執行，真正把握好數字化轉型的天時地利，才能搭上數字化這艘“快船”行穩致遠。

有機構做過測算，現階段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比例約25%，低于歐洲的46%和美國的54%，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面對機遇與挑戰，如何盡快落實數字化轉型，推動我國經濟在新一輪變革中搶占先機，作為國民經濟中流砥柱的國有企業肩負著義不容辭的責任。

2020年8月，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明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重要意義、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并將其作為國資央企改革發展的重點任務。

“數字化轉型是事關長遠、事關全局的重大戰略，是構建國有企業未來戰略新優勢的關鍵之舉。”在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楊繼東看來，國有企業大多分布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更應勇當數字化轉型的排頭兵，并以此為契機，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大潮將至

到2025年，上海國企數字經濟比重較2020年翻一番;80%以上國有企業初步實現數字化轉型……不久前，上海國資系統面向“十四五”提出的一系列目標，意味著數字化轉型正成為當前上海國企創新轉型的主戰場。

無獨有偶，2021年9月份，北京市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市管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意見》，推動數字經濟與國有經濟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地方層面不斷加碼的同時，部委層面的推進力度也在加大。不久前，國務院國資委、工信部簽署《關于加快推進中央企業兩化融合和數字化轉型戰略合作協議》，共同加速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改革。

種種現象表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正在加快。

首先，責任使然。

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和意義毋庸諱言，但這一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同樣值得關注。麥肯錫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目前只有20%左右的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上取得了基本成功，這說明，向數字化轉型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此背景下，國有企業無疑更有責任作出表率，為中國企業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試錯蹚路。

其次，需求強烈。

有業內人士分析談到，數字化轉型需要多方協同、資源共享。越是大企業，需要協同的問題越多，可以共享的資源也越多，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收益也越大。從此角度而言，國企規模相對較大，因此數字化轉型更有價值。

此外，正如普華永道在題為《數據治理在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核心地位》的報告中所言，在國企改革、產能優化和國際形勢變動的大局勢下，國有企業對數字化變革的需求已經比其他企業來得更加強烈。尤其是本身對數據依賴越來越重的行業，例如貿易類、能源類大型國有企業，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大格局下，對風險控制和國際市場掌控的需要越來越迫切，更需要加速轉型。

再者，基礎堅實。

近年來，國有企業積極推動新一代ICT(信息與通信技術)創新應用，加快推進生產經營數字化，著力培育數字新模式新業態，為數字化轉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比如，在數字新基建方面，目前已有80多家中央企業建成集團級數據中心，搭建了以“航天云網”“中電互聯”為代表的60多個工業互聯網平臺。

再如，在產業數字化推進方面，中央企業三分之二的研發單位實現三維數字化建模和仿真，半數以上建成了產業鏈數字化生態協同平臺。

最后，優勢明顯。

“數字化轉型周期長、成本高，需要更多的持續性資源投入。國有企業有相對更豐富的內部資源，包括資金投入、設施設備投入等。”楊繼東表示。

此外，國有企業具備持續經營能力，更能夠從長遠角度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更適應數字化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如果說之前數字化轉型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那么未來國有企業將成為數字化轉型的又一主戰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表示，規模化的大型國有企業數字化將排上日程，關聯性更強、產業滲透更深入的數字化新階段將會到來。

知易行難

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都表達了一個共識：當前大部分國企已經陸續開展了數字化轉型的嘗試，但總體仍處于起步期，而且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多做得少”等情況。

業內某企業2020年底發布的《新形勢下的國企數字化轉型之路》白皮書顯示，從整體情況來看，大部分國企數字化轉型還處在初級或者中級階段，達到高級階段的企業只有5.3%左右。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的信息化升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項目，更不是對業務流程的修修補補，而是企業價值鏈、組織鏈、管理鏈、資金鏈、生產鏈、供應鏈、服務鏈的全面革新，是體制機制、管理流程、組織結構的深刻變革。

這意味著，這一過程將可能面臨一系列挑戰。在專家們看來，這集中體現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的“三不”現象：不想、不敢、不會。

“不想”是指囿于傳統觀念和路徑依賴，對數字化發展趨勢的理解和認識不足;

“不敢”是指面對轉型可能帶來的陣痛和風險而不敢嘗試，害怕走出舒適區;

“不會”是指缺少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技術和人才等。

這些數字化轉型的共性難題，在國企中同樣存在，有些問題甚至會表現得更加明顯。比如，相比較一些科技公司和互聯網企業，國企的薪酬水平往往不具有競爭力，因此對數字化人才的吸引力較小。

另一方面，特殊的企業性質又使得國企數字化轉型面臨一些個性化難題。

首先，國企機構設置復雜、組織結構鏈條長，傳統科層制的組織結構難以適應數字化時代更加扁平化的管理需求。

其次，國企體量大，存在一定的轉換慣性，從而對數字化轉型形成負面鎖定效應。加之國企很多都是集團化經營，規模龐大、系統復雜，其轉型過程中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也更為復雜。

再者，國企主要領導實行任期制，可能存在“短視行為”。任期有限可能使領導成員更加關注在位期間的業績而不愿意為數字化轉型做長期戰略規劃。

“對于國企而言，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不僅要考慮企業本身的經濟效益，還要充分考慮到對于整個產業的拉動作用，所以國企數字化戰略的規劃和實施過程更加復雜。”楊繼東認為，考慮到行業和企業的異質性，國企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依然有很長的個性化發展道路要走。

搏擊未來

2021年3月，國資委公布了《2020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涉及產品和服務創新、生產運營智能化、數字化營銷服務、數字生態、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多個方面。

“由于每個企業的具體情況和要求千差萬別，國企數字化轉型方案往往只能是‘一企一策’的定制化操作，幾乎沒有所謂的統一標準和通用模板可以套用。”在陸峰看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難度。

通過梳理一些成功案例，可以總結出加快推進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部分基本經驗做法。

首先，加強制定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

數字化轉型不是對企業的零散修補，而是全方位的深度變革，涉及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內容。如果缺乏頂層設計，在轉型過程中也就將缺少目標指引和制度保障，從而拖慢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甚至會走向失敗。

華為董事、CIO陶景文認為，“數字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或者說很容易急用先行，所以企業要認真地規劃數字化的路徑。”而一個成功的頂層設計應當具有“長短結合”的特征：既要有長期的目標，又要在短期能為企業帶來改變，進而樹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信心。

其次，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在于數據的采集、分析和應用。但埃森哲曾對中國1012家企業的高管開展調研，有三分之二的受訪高管認為難以在整個企業范圍內將數字技術轉化為大規模的創新并充分挖掘其商業價值，掣肘因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缺乏可信的數據和IT系統。

“一些傳統企業，甚至連數據這個門檻都沒有邁過去，連接尚存問題，分析還沒有頭緒，數字化自然無從談起。”陸峰強調，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首先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數據及時傳送和實時處理能力。在此基礎上，破除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推動全方位、全過程、全領域的數據實時流動與共享。

第三，構建數字化轉型生態圈。

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強調，在瞬息萬變的數字化時代，封閉式的內部創新模式已經力不從心，需要構建起一個推動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生態圈。

政府層面，要培育轉型支撐服務生態。建立市場化服務與公共服務雙輪驅動，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多要素支撐的數字化轉型服務生態，解決企業“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的難題。

企業層面，要擯棄單打獨斗的思維，秉持開放融合的原則，積極聯合數字科技企業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多方協同構建數字生態共同體。

“企業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數字化轉型，常常會穿新鞋走老路，不容易把握最先進的技術和工具，內部的抵觸也會成為轉型的障礙。”楊繼東談到，當前不少國企在推進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都積極展開生態合作，大量借助科技公司和互聯網企業在數字時代前半場累積的優勢，促進國企數字化轉型升級。